核武皇帝-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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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微微有些惊讶，不知道宋彪为什么突然说起此事，但还是当即答道：“臣听说过此事，据臣所知，江南商行经营丝茶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底，之所以投资多而利润薄，正因为江南丝茶贸易一直萎缩，而丝茶贸易之所以萎缩，一是因为工艺日渐落后，二是因为各省厘金杂税层出不穷，实在是太多，三则是江陆货运成本高居不下。此三个原因中，厘金杂税的问题最重，江浙起义之后，丝茶两税已经全免三年，身为内阁总理大臣，即便国家新立，各项工作繁重，深知陛下对农业和丝茶等事关心最重，也亲自召开了多次政府会议，安排各项工作，希望能在三年之内日渐恢复我国丝茶外贸之兴盛。”
宋彪微微颔首，赞同道：“我一直没有和你说起这些事，正因为你办的挺好，总理办的挺好的，我这个皇帝还说什么呢？只是咱们回过头再来看一看，别看日本工业发展的很顺利，可日本国第一大的对外出口是生丝，第二大是煤炭，第三就是茶叶，在世界上应该还算是五大茶叶出口国之一。如此一算，如果我国丝茶外贸恢复到光绪初年的水平，你以为日本的出口外贸还能剩下多少份额？你再算算咱们纺织业和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日本心里很明白，咱们这么折腾下去，它的经济在四五年内就会彻底陷入停滞和崩溃。所以，日本从一开始就是决心要拼尽全力和我们开战，它的目标不仅仅是中断帝国的统一步伐，而是希望我国进入分裂，或者是其他能让他们满意的情况，确保我国经济停滞发展，对其不构成威胁。”…；唐绍仪俯首，道：“陛下一语中的，臣等愚昧，现在才恍然惊醒，如今看来已经非战不可，内阁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竭尽一切所能支持军部打赢此战。
”
宋彪道：“我心里明白该如何抉择，内阁政府那边不要担心太多，如果没有道理打得赢，我多半还是会让你们主动求和，结果也不外乎是换一任内阁政府而已，不至于国家崩裂。你心里也要明白，接受日本之条款，你这个内阁总理大臣也就做到头了，这辈子都没有翻身的可能。所以，强硬一点绝非坏事，只是这一个月里还是尽可能作出和谈的姿态，既要谈，也不要全盘接受，坚持原则积极谈判，不惜让外国干涉，务必要给军部争取一个月。至于其他的方面，一切都以暗中支持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工作为主。”
唐绍仪这时才真正明白，皇帝早已决定要大打出手。
他稍加思量，感叹道：“陛下，臣等其实并不担心中央陆军和东北军这边的事，唯有海军，实在是远弱于日本，恐怕一开战就会全军覆灭，届时，日本军舰长驱直入到天津、上海等地开炮威胁埠口，对我国影响则太大，若是切断我国对外贸易，恐怕会让全国经济进一步陷入危机，难以从去年的橡胶风波和内战危机中摆脱出来。”
宋彪则道：“非战而屈人之兵，关键不在于非，而在于屈，如何才能抵消日本海军的优势，不给日本海军发挥的余地，这就不仅需要军部考虑，也需要外交方面的努力。多花一点宣传经费，找到外国势力宣传一下日本海军切断我国外贸对世界之影响吧。至于最终开战之后，日本会不会真的这么绝，我估计也不太可能，只是内阁政府务必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和准备工作。”
“是！”
唐绍仪重重的点头称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宋彪这才道：“其他没有什么要叮嘱的，你去忙吧，我既然支持你做内阁总理，自然是深知你的能力，此时该如何做这样的问题，你心里肯定是有答案的。我们既然是君主立宪制，身为总理，你当有自己之意志和政见，只是万一没有做好，你也要有背黑锅和被国民指责，甚至是承受痛骂侮辱的勇气和觉悟。”
“是！”
唐绍仪再次顿首，这才起身要告辞，道：“请陛下放心，臣早有这样的觉悟。”
说完这话，他才再次躬身行礼，缓缓的正面对着宋彪后退数十步，此后才在内侍官的陪同下侧转身步入右侧廊，以绝不能以后身对御前的原则离开内廷。
宋彪静默的一个人坐在“龙椅”之中，心里寻思着一些事。
他原本想和唐绍仪问一问各国最新的情况，随即又觉得问了也是白问，若有变化，内阁方面一定会有汇报，既无明确的汇报，想必还是和此前差不多。
国际社会最初对于日本在清政府灭亡后对华态度的强硬的判断是“日本希望乘机夺取对朝鲜的完整的一切控制权”，直到中日备战的态势异常明显，各国才知道中日大战确实有可能发生，现阶段除英俄必须明确的站在日中两侧外，其他各国都尽可能保持中立。
中立各国中，美、法实际上都相对要偏向于中华帝国，美国是出于平衡日本海军在太平洋的影响力的考虑，法国则是立足于俄法同盟之原则，总体而言还是基本都保持了中立。
英国不是日本的主要陆军工业的供应国，目前以增加多笔巨额贷款为主要帮助，俄国则是没钱的国家，现阶段就是大量出售军火物资给中国，以及秘密增加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陆军以防不测。
新成立的中华帝国并无实质上的平等盟国，现在和外国拆借债务打仗是自己找晦气，怎么谈判都是会严重吃亏的，好在宋彪手里的资本是很充足的，康恩斯。范德比尔特也在国际金融市场积极的为其奔波，解决了多笔贷款，新上任的外务大臣欧阳赓也通过外交谈判，暂时说服各国暂停辛丑还款，确保内阁政府渡过现阶段的财政危机。！！！
第186章华皇训政
日本之所以要在此时向中国主动挑起战争，无非是三个原因，一是日本海军实力强大，足以让日本立在不败之地；二是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国内政治和各种军政力量交错复杂，地方分裂势力和前朝遗留势力层出不穷，局势混乱；三是新的中华帝国正面临着岌岌可危的财政危机中。
此外，中国在未来十年中的军政力量都必然是向着统一和强大的方向快速发展，一旦错过现阶段的这个机会，日本将再也无能力干涉中国。
戴季陶曾经写过一本《日本论》，在其担任孙逸仙秘书时期曾与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桂太郎有过四次私下会晤，交谈时间长达15至16第186章华皇训政个小时，其中，桂太郎如此说：如果能解决英国统治印度的问题，则日本不愁没有移民和贸易地区，日本也就不用再考虑侵略中国的政策。
虽然日本在东京审判期间否认有过这样的会晤，但是人证物证俱在，事实证明日本谋图侵略中国是在191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长期政策，而从这样的谈话中也可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之原动力来自于“移民和贸易的压力”。
1908年之时的日本总人口是4280万，人均耕地2。1亩，1910年突破4349万，预计在1925年，人均耕地就将跌破1。7亩的标准，此时的日本将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在1902年开始就需要大幅从国外购买，如果不能顺利成为工业国，如果不能大量占有外国殖民地，不能向外大量移民，这就意味日本将死于贫困。
相比于中国，日本的危机压力更大，这就迫使日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赌国运反正不赌也是坐以待毙。
……
帝国的第一临时宪法还是迟迟未能第186章华皇训政通过，但在中日战争的阴霾之下，各种工作已经紧急加速，第一届以光复会、新政强国会、立宪会、mínzhǔ党、维新进步会为主体的帝国中央国会的总名单已经提前出台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会议员陆续抵达京师。
由于事态紧急和交通不便，各地国会议员采取电报投票的方式临时通过了《临时训政约法》，在《中华帝国第一临时宪法》通过之前，提前承认宋彪为帝国皇帝，先授予皇帝训政权，从法理上为宋彪训政扫除了障碍。
虽然在速度上有点缓慢，但宋彪的每一步都坚持按照法律的程序在走，不给可能的政敌任何挑剔之处。
《临时训政约法》为次日即刻生效的法案紧急通过后的第二天，宋彪就在西海塔园的光复阁召开训政会，十四名内阁大臣全体出席。
训政。
所谓“训政”即“训导监政”之意，即便没有正式登基为皇帝，也没有通过临时宪法正式获得国会的承认，宋彪手握训政权便能高于内阁，指挥内阁。
他毕竟是皇帝，并不参与内阁会议，这种情况就很像是的远东财团的年会。…；因为是帝国的第一次训政会，同时面临着日本的军政外交的两方面的紧迫压力内阁大臣们都显得异常紧张。
此前章炳麟设计了一种过于隆重的训政会礼节规格鉴于形势的紧迫和训政的迫切性，宋彪选择将训政会的礼仪规格降低只是身穿着帝国陆海军大统帅的日常军装出席训政会，坐在长会议桌的正首席位，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坐在他的左侧第一席外务大臣坐在左侧第二席，陆军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侧第一席，海军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侧第二席，其他依次类推。
中央会议桌外围的左右两侧各有另外一排会议桌，内阁办公厅、国家海jǐng总局、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的内阁大臣则坐在这一席位上。
在全员抵达后，宋彪才在内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进入训政厅之前，各位内阁成员已经起身，见到皇帝便统一躬身行礼，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诸位才重新坐下来虽然是训政，严格意义上，宋彪身为君主立宪制的皇帝并无必要说太多的话，但他还是先开口和诸位说道：“此为帝国第一次的训政会，又面临日军的严峻威胁，民族存亡旦夕，国运荣辱难料，希望诸位能同心协力，与国家共存亡，与朕和国民共荣辱。”
听着这样的一番话，身为总理大臣的唐绍仪只觉得肩膀上的压力沉重无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礼，道：“请陛下放心，臣等必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国家疆域和尊严，绝不割让一寸国土，绝不出让一分国利。”
其他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礼，大家沉默无语，似乎唐绍仪所说的就是每个人的内心话。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确实已到了最为危急的时刻，胜则国家统一，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败则国家分裂，民族继续沉沦，继续要被外国列强压迫和残害。
宋彪此刻还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公开说“肯定是要开战”之类的话，他也不想多说其他的话，示意诸位大臣坐下来继续开会。
会议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预定进行，唐绍仪先开始谈财政危机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第一任总理注定是一位过渡总理，要带领中国从旧官僚体系走向新政府体系，唐绍仪则是一位从旧官僚体系中走出来的新派知识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税务、通商、海关、外交、开垦、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从政经验丰富，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磨砺到一省巡抚的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官僚，绝对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黄兴、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适合主持中央内阁总理的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宋彪在原则上会支持这位总理走完十年的两届任期，但不会更久，身为皇帝，宋彪不会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这个时代的领袖权威。
唐绍仪的旧官僚生涯起步于天津税务衙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优势，对于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