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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新宋-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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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伸手说道:“但说无妨。”

司马梦求娓娓说道:“自熙宁二年,陛下召王相公入朝,主持变法,至今已近四年。所谓变法,其要者有六路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市易法、免行法及置将法等。其他细法,不计其数。而其中青苗法,本是争议极大,石大人改良之后,又多出三法:青苗法、钱庄法、合作社法。不到四年时间,相继推出如此之多的法令,一法争议未定,一法又出,本来就嫌苛急。而地方官吏奉行,多有变样,更易招致反对。但平心而论,新法亦有可取者。譬如免役法,朝野之中反对一片,但学生这几年往来南北,终于发现其中之奥妙。原来免役一法,北方人反对得厉害,南方人却不甚反对。”

石越和潘照临听到这话,不由愕然,三年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对石越说过有这样的事情,他想了一会,没有明白为什么南方人反对不厉害,而北方人反对得厉害。当下便问道:“这是为何?”

司马梦求叹道:“因为南方与北方,情势不同。大抵南方百姓,较北方百姓要富庶,而南方百姓的徭役,亦比北方要重。实行免役法,一般的南方百姓,多能承受,而因此免掉徭役,只要朝廷不是庸外加庸,百姓反而觉得方便。而北方就不同,百姓穷苦,本来就出不起免役钱,而免役法又分五等户征收,原本不要服役的客户与四、五等户、单丁户、女户,都要交一半的助役钱和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使贫者更贫,雪上加霜,而国库竟因此富裕。所以北方最穷的百姓,很受免役法之害。特别是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说是为荒年灾年备灾的,实际上年年征收,几乎变成常赋,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十分之四,十分之五。深害百姓,南方还好,北方百姓则实有不堪忍受之苦,而偏偏北方官户、客户、四、五等户尤多,故此天下沸腾。新法实施以来,北方有些百姓甚至不愿意种桑养牛,因为家里有桑树,有牛,就被视为富户,免役钱就要多出,一岁所得,反不如税钱多。但在北方而论,比贫困之家反对更强烈的,是一等户和官户,很多官户,本来免役,现在同样要交免役钱,自然不愿意;而一等户则是因为他们出钱最多。朝中大臣以北方人居多,利益纠缠,自然颇惑人心,真要说为贫困百姓吁请的,倒不见得有几个。否则也不必全盘攻击免役法,只需改良助役法便可。如果平心而论,对于南方人而言,则免役法至少不是什么坏法,对北方而言,如果能取消或者减少四、五等户和客户的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那么它纵有弊端,也可以接受。”

石越听到此言,想到自己之前在心里一直单纯的认为免役法扰民,甚至想过要联合旧党狙击此法,心里不由一阵惭愧。长叹道:“非纯父,他人不能为我言此。”旋又想起苏轼本来反对免役法,可是到了杭州后就慢慢没有听到他反对的声音了,而韩琦在河北,则对免役法恨之入骨,其中缘由,他终于算是完全明白。

潘照临听到这里,见司马梦求如此通达上下情弊,也有点自叹不如。

司马梦求继续说道:“又如保甲、保马二法,推行皆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对此二法闻所未闻,更无害可言。而青苗法推行得当之处,百姓颇得其利。南方百姓所苦的,反倒是农田水利法。”

这话说出来,众人皆是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陈良一句话,问出大家的心声。

“怎么不可能?地方官吏为了邀功,乱开沟渠,胡修乱造,虚报数字。逼迫百姓向朝廷借钱,虽然利息甚低,却始终是要还的。何况江浙两淮,要修水利,就应当统一规划,才能见其利。各县乱修一气,又有何用处?”

这话问得陈良哑口无言。石越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朝廷已经知道了,会派专员去两浙两淮督修水利。”

司马梦求又继续说道:“石大人改良青苗法,虽然是善法,情弊减少许多,但也并非全无弊端。一则如非大县,一县只有一个钱庄,而钱庄春季借出,秋季收回,若非富户豪室,断无这许多本金。而富户豪室也有不良之人,宁可钱庄开不成,自己偷偷放高利贷。要抑制这种情况,一是靠地方官员的干材,一面打击高利贷,一面让县中富户联合出资办钱庄;二是由外地请来大商大贩兴办钱庄,让本地的富户无利可图。这种事情,在富裕的地方或施行良好,在穷困之处,却全靠地方官的能力。仅仅靠着青苗钱收息那一点微利,如何能打动富商?何况越是穷的地方,借钱出去风险越高。其二则是那些极度贫困的农民,钱庄并不愿意借钱,官府亦不能强迫。而合作社的推广,又并不理想,结果最穷的人,依然还要去借高利贷。所以改良青苗法,如果摊上一个好的地方官,则一切都好,若是地方官平庸无材,那么只能说聊胜于无。”

石越默然良久,才说道:“南方已是如此,北方只怕更加复杂。”

不料司马梦求却笑道:“那却未必。”

“为何?北方可是比南方更穷。”

“北方虽穷,但北方也有有利之处。一是北方人情淳朴,欠钱不还之事要少,风险自然小得多;二是青苗钱利息低,北方三等户以下,都愿意借,甚至客户也愿意借,借的人比南方要多,利润反比南方高;三是因为钱庄收息多少,始终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一条,地方官员也很主动的把那些富户召集起来,合伙开钱庄。而地方官为了从钱庄中多收息当成自己的政绩,又会允许这些钱庄借钱给商人谋利,从中抽取税金,当做青苗税钱交纳。所以北方实际上并不比南方执行困难。钱庄自开办以来,借钱给商人为本,然后谋利,这种事情地不分南北,各处都有。依学生看来,亦是有利有弊,其利则是钱庄利润变大,商人愿意开设,有利于青苗法之推广;其弊是学生担心这些钱庄本金有限,最后反而没有钱借出做青苗钱——这种事情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钱庄则只要有利可图便可,青苗法因此名存实亡,生产需要资金的农民还是不得不去借高利贷,改良青苗法之所以朝野一片平静,玄机便在于此。不过以学生所见,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只是少数地方的现象。”

“然则,纯父可有何良策?”石越虽然觉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根本是正常现象,但是青苗法积极的一面如果断送,也未必是什么好事。让太多农民破产,而社会工业化程度又无法容耐这么多劳动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社会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石越希望青苗法能够切切实实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但是让民间资本有效的流入农业生产当中,这个难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司马梦求苦笑道:“我又能有何良策可言,本来越是穷县越是需要青苗钱,可在某些地方,结果却是越是穷县钱庄越是不愿意借出青苗钱,反倒是富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真要解决,还得靠地方官吏的良心与能力。或者在钱庄法增加一条,农民满足贷款条件而钱庄不放贷者,可以向官府申诉求助?不过依学生来看,这些都是细节,实则王相公变法的路子,整个就走错了,这完全是一个死连环。王相公变法便真能成功,财政岁入真能大增,亦不足以解决大宋的问题。”

他这话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就算是石越,也不曾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不过石越对于司马梦求的建议,也不敢断然下结论,金融方面的事情,石越并不是行家里手,这样的一条条令加进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暂时难以评估。

“那么纯父的高见是?”石越和潘照临对望一眼,并不急着说出自己的看法。

司马梦求慨然说道:“大宋之弊,在于冗官冗兵。要解决二者,首先就要澄清吏治,不澄清吏治,消除冗官,就不足以宽养民力,不能宽养民力,就不能厚培国本,不能厚培国本,就不足以显耀武功。王相公变法,背道而驰,焉能成其大道?”

这个道理,石越和潘照临,甚至苏轼、范纯仁都曾看到,也不算稀奇。当下石越问道:“我观王相公变法,虽然重开源不重节流,重法令不重人事,颇有不尽如人意处,但似乎还不足以言背道而驰?何况王相公执政以来,亦曾力求消除冗兵,亦不能谓其见不及此。”

司马梦求淡淡一笑,说道:“我当为石大人一一言之。”

“王相公削减禁军,自是事实,然而西北军费所需,数以亿万计,此处消减所得,彼处十倍花掉,又何足道?而冗官之势,四年以来,愈演愈烈。如嘉佑年间,推恩者数十人,治平间三百人,而如今则四、五百人。官员们一个个求田问舍,为子孙谋,谁来谋国?王相公立置将法,每将下面各有部队将、训练官一、二十人,诸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平增冗官又是数以百计;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各自开府又衙,费用又增。又国初供奉三班不过三百人,天禧间增至四千二百多,现在则达一万一千多。景德年间大夫之官不过三十九人,如今达二百三十,增加七倍,朝奉郎以上景德年间不过一百六十五人,现在是六百九十五,五倍于彼时。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增至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增至四百三十一人,冗官之势,有增无减。而朝廷厚待士大夫,各项赏赐,曾无止境。便是王相公再能理财,所得亦不足以偿所出……”

司马梦求把这些数字一一说来,如数家珍,显是平时非常留心。吴从龙等人不知道端详,倒也罢了,石越和潘照临却听来惊心。宋代一个官员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石越是亲身体会的。俸银之外,还有春衣、绫、绵、冬绢,还有粟,还有随身仆人的衣粮,还有薪、嵩、炭、盐,还有所谓的“增给”、“赡家钱”、“马钱”、“茶酒厨料”……名目烦多,连石越自己都记不过来。每年郊天、皇帝生日、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生日,更是各有恩赐。国家从百姓那里聚敛来的钱财,就这么被所谓的“百官”们吸取了很大一部分。当然不能说这些冗官是王安石的过错,但是王安石变法完全没有抑制冗官的增长,却也是事实。

司马梦求顿了顿,又说道:“本朝苛税,七倍于唐,百姓之苦,谁人知之?天下之财输于京师,而地方不能自留钱财用于建设。朝廷养兵养官之费,占岁入十分之九。不除冗官冗兵,又谈什么宽养民力,谈什么厚培国本?如今国家之事,乱无头绪,立即仓促用兵,更是急功近利之极。”

说到这里,石越算是明白了司马梦求的大概思路,此人虽然算是才华出众,对国事有着深刻的见解,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见识,不过是以范仲淹的见解为基础。他和潘照临对望一眼,就知道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不由莞尔。除冗官,冗官是那么好除的吗?王安石未必是见不及此,很可能是范仲淹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不愿意一个人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真是想要解决大宋的问题,这个顽疾,石越不能不面对!

“总有一天,我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不过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给石越的经验却并不多,因为石越出生的时代,冗官问题比大宋要严重千百倍。

但是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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