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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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雅尔塔协议及其附件是一笔交易，美国人是交易的始作俑者，使俄国人同意了参加对日作战。为了酬答这种效劳，美国人承担把账单交给中国人，由他们向俄国人付账。始作俑者期望得到的好处就是快些打败日本和节省美国人的生命。然而，这个包办的设计在几方面都是有缺点的。使俄国人参加太平洋战争是不必要的。它并不曾加速日本的败北，也没有节省美国人的生命。它使华盛顿看来好像是莫斯科在重庆的收款员。而且协议无需使之合法化，至少在全部让出千岛群岛上欠思考，这是苏联在太平洋势力的一次扩张。（《抓住龙尾》，第386页）　
　　一些美国官员，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对中国是否能接受《雅尔塔协定》表示怀疑。更有一些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则对美国为讨好苏联而牺牲中国主权的举动感到羞耻。戴维斯写道：　
　　那些议论雅尔塔协议后果的美国人也并没有多么高兴。哈里曼曾向总统和国务卿提出，要研究一下，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人对苏联的要求究竟能作出多大让步。由于可怜巴巴的暮气沉沉的国务院，既没有一份协议的副本，又没有任何会谈记录，格鲁下命令，“在我们搜集到的‘协议’的内容的基础上”，写出一份不会有多大用处的历史文件。一种类似的不安折磨着那些怀有民族负罪感的高级官员。珍珠港事件之前，向日本出售石油和废钢铁的罪行已经受到惩罚。现在看来是对牺牲中国而与俄国人作交易感到羞耻。（《抓住龙尾》，第408页）　
　　几个月后，中国的外交家顾维钧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有过这样一次交谈：　
　　7月5日我乘“伊丽莎白皇后号”轮船去伦敦。在航程中我和约瑟夫·戴维斯作过两次有意思的谈话，他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这次是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一次谈话是出现日蚀的7月9日进行的。我先向他探询苏联关于对日作战的态度和莫斯科为参加战争所索的代价问题。他说，苏联会参战的，他本人很愿意看到苏联参战，因为美国热切希望战争结束得越快越好。我回答说，俄国人肯定要为他们的参战索取代价，我衷心希望代价不要过高。他说这是国际交往中的常事。俄国人索取代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索价太高，那就不会照付。（《顾维钧回忆录（5）》，第546页）　
　　在伦敦，顾维钧从另外渠道也了解到苏联答应对日作战的条件：　
　　我到伦敦的第二天，我的一位秘书向我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向他谈起苏联的对华政策，他表示，依他看来，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认为，就苏联而言，这项政策是合理的。他认为中国不应加以反对。（当然，我觉得这位外交官只不过是在反映苏联的观点。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驻外使节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苏联影响之下了。）（《顾维钧回忆录（5）》，第549页）　
　　时间的数字衔接，常常让历史产生意味深远的延伸。这一次，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恰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五十年之后。　
　　半个世纪之前，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利益，在旅顺口上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清王朝将东北划为中立区，似乎与己无关地作壁上观，任由战火在大连、沈阳一带蔓延。俄国当年战败，日本得到所想获取的大连港、中东铁路等。整整五十年过去，沙皇俄国在日本军队面前蒙受的战败屈辱，如今由高明的斯大林在恰当时机来雪耻了。　
　　外蒙古的独立也是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在1911年底宣布独立，此时，中国刚刚爆发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就不得不面对新的外交局势。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强调中国对之拥有主权，是历届北洋政府的立场。“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联曾宣布取消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放弃所有特权。但实际上，在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沿袭着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鼓励和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几经反复，到1924年，尽管中国政府未予承认，但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了既定现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南京到重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忽紧忽松，但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始终没有放弃主权要求。（参见“封面中国”系列文章之二《枭雄周围的世界》，载《收获》2005年第2期。）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最后时刻，处在劣势的、战乱中的中国，在外交领域又一次承受着大国们的挤压。苏联虽非俄国，但从雅尔塔协定的字里行间，我们却能看到沙皇俄国的帝国梦的延续。对于中国，聊以自慰的只能是，在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时刻，在中、日之间一直保持中立的苏联，终于与中国站到了一起。　
　　半是喜悦半是愁，令中国人情绪难定的雅尔塔会议结束了。随后几个月时间里，围绕《雅尔塔协议》发生的中美、中苏之间的曲折交涉，则成了身为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的主要活动。　
　　苏、美、英三国涉及到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在会议结束后并没有公布，也没有私下通知中方。中方急于了解内情。《宋子文传》做了这样的叙述：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当时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能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3月9日，美方答复宋子文：罗斯福和代理国务卿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收到这一答复后，宋子文于3月10日急电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就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某些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儿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理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并指出：“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前来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争中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方仍不同意宋子文赴美会见罗斯福。　
　　……　
　　3月12日，罗斯福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曾透露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提出了要求。但是，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苏英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　
　　……　
　　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赫尔利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那里得知了除外蒙古问题之外的所有内容。他建议向苏打招呼并向蒋告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电复赫尔利，指出“目前就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5月26日，杜鲁门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会谈。双方协定：宋子文应于7月初抵达莫斯科，由苏联政府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宋到达莫斯科时，再由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这样安排，实际上是要迫使中国方面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接受美苏确定的条件。（《宋子文传》，第226…228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945年4月启程前往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在那里，他将有机会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相见。　
　　　
　　四　谁在听？那些微弱的声音　
　　　
　　下午二时，天突然降雨，有些人甚至把这视为不祥之兆。但在开幕之前，雨突然停了，阳光透出云层，照耀在富丽堂皇的歌剧院的屋顶。记者们都不禁狂呼起来。阳光下，首脑和代表们鱼贯而入，千余名记者也挤进会场，摄影记者们选择好适中的角度，等待着具有世界意义的瞬间。　
　　随着拥挤的人群，萧乾走进了会场。……　
　　四时整，军乐队奏起轻松愉快的音乐，一些重要人物开始走进会场。每当一个重要人物走进来，就要闪起一道道摄影机的光亮。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这位来自一个顽强抵抗希特勒，使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变的共产党国家的外长，一到旧金山，就成了新闻界捕捉的对象，成为美国人议论的中心。中国的外长宋子文也走了进来，这也是记者们注意的人物。中国，一个顽强抵抗东方法西斯达八年之久的国家，随着欧洲战场的即将结束，日益成为美国重视的地方，而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也引起新闻界更大兴趣。和宋子文一起走进会场的是中共代表董必武，摄影记者们，快速地按动快门，拍下他们所要获取的镜头。　
　　……　
　　就在这天晚上，从柏林前线，传来了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的捷报，旧金山一片欢腾。柏林，即将攻克，希特勒的丧钟已经敲响。（《浪迹天涯——萧乾传》，第315…317）　
　　上面的文字是二十年前我在《浪迹天涯——萧乾传》中，对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场景所做的描写。　
　　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2年1月，中、苏、美、英等二十六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提出建立拥有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1943年10月，中、苏、美、英四国发表《普遍安全宣言》，要求尽速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8月至10月，苏、美、英和中、美、英先后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并将其定名为联合国。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达成协议。（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　
　　这一次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构成，令人耳目一新。在他们中间，有职业外交家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无党派代表胡霖；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这是国、共关系尚未破裂前，两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参与筹建未来将长期影响世界政治局面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此时，有谁能想到，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围绕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将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外交较量的一条主线。　
　　中国代表团的美国之行，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代表团中无党派代表胡霖，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社长，他急令正在伦敦的《大公报》驻英国的特派记者、作家萧乾前往旧金山。于是，萧乾得以有机会亲身经历联合国成立之初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并以他的眼睛、他的笔，为处在焦点中心的宋子文等人，为微妙变化着的中、苏关系，披露了独家新闻，留下了现场记录。　
　　二十年前，在撰写萧乾传记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听他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他的回忆，当年《大公报》的报道，现在则又一次帮助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回望历史的瞬间——194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