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学记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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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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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书，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的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镜度上够深、够强、够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拚。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得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乳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张爱玲所有的书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驰，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份量，一颗、三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插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的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院之后，我出院，立即出国休息。
从那次的记忆丧失或说话错乱之后，我不再过份用脑了，这使我外在的成绩进度缓慢，可是一个人能够认路回家，却是多么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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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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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讲给我听，当年你如何向妈妈求婚？”我坐在爸爸身边，把他的报纸弹一弹——爸在报纸背后。
“我没有向她求婚。”爸说。
“那她怎么知道你要娶她？”
“要订婚就知道了嘛！”
“那你怎么告诉她要订婚？”
“我没有讲过。从来没有讲过。”
“不讲怎么订？”
“大人会安排呀！”爸说。
“可是你们是文明的，你们看电影、散步，都有。大人不在旁边。”
“总而言之没有向她求婚，我平生没有向人求过婚。”“那她怎么知道呢？说呀——”
“反正没有求过。好啦！”
等了两小时之后，爸爸要去睡觉，我又追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还是跟上面的对话一色一样。这时间妈妈喊着：“好了，你也早些睡吧，求不求婚没关系。”
我还是想不通：他不跟她讲，怎么她就会知道要订婚了。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就去问了弟弟。
弟说：“神经病，讲这个做什么嘛！”
那是大弟。也问了小弟，当时他夫妇两人都在，听见问求婚，就开始咯咯的笑个不停，弟妹笑得弯腰，朝小弟一指，喊：“他——”小弟跳起来拿个椅垫往太太脸上用力一蒙，大喊：“不许讲———。”脸就哗一下红了起来。“反正你们都不讲，对不对？”我点起一支烟来，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
“我们是保守派，你是周末派。”弟妹说。
他们不肯讲求婚，表情倒是很乐，美得冒泡泡，可见滋味甜蜜。
求婚这种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伧俗，虽然目的只有一个——结婚，可是方程式太多，说说也是很有趣的。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篇童年往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叫做《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去。
总而言之，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当然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如果直接向匪兵甲去求，那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尚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的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求说：“请您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一场笑剧，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是不真实。
等到我长到十六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家的信箱里突然被我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的，总会有一封给我的信。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了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渡轮，看香港的夜景。”
我的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信件我自己收起来，也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的走过他，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这半生了，回想起来，那个人的眼神总使我有着某种感动，我一点也不讨厌他。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回港之前的那封信写得周详，香港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可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经过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一个痴情的人，相连的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那种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位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到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的时候，姐姐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在亲戚间被发现了。那时候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