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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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于连任三年，他还主持了第一部《台湾府志》的起草工作。
姚启圣、施琅、蒋毓英等人，为台湾的统一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多年以后，康熙帝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功绩。 而康熙帝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也是使他们能够施展才能的一个重要条件。明君贤臣，共同以国事为重， 通力协作，上下同心，军事和招抚手段并用，终使台湾回归祖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先是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是统一台湾。在这两次战争中，康熙帝放手重用汉将，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康熙帝的开明大度真是清取天下的运气。
君臣以义合
满族统治者与汉儒联盟，就取得了统治中国的合理性，而依靠汉儒清官治理庞大的帝国，是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君主的贤明与否决定了政府的清廉还是腐败，君主贤明的标志之一是选用有德有才的官吏。这就是君臣以义合。在中国历史上，康熙朝的君臣关系特别能体现这一点。康熙帝服膺理学，以安定民生为做君主的本分，而养民与爱民是要通过官吏去具体实行的事情。所以皇帝的清浊是首要条件，吏治问题又是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两者都事关国运的长久。
清承明制，国家设置六部，以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吏治是民生的保障。康熙帝深刻了解到吏治与民生的因果关系，他说： “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惠育百姓，必先澄清吏治，而后民生得遂。”
吏治的核心是“实心为民”。康熙帝说： “选用一官如其心中没有百姓，不念民生，便是用人不当。”他十分强调督抚大员的表率作用。他说： “民生的安危，取决于吏治的清浊；吏治的清浊，则取决于督抚的表率。倘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那么下吏哪个敢不洁己奉公？”
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走的是人治路线，强调治人崇德。而治人之要首在治吏。用人标准，简单说就是“清”、“慎”、“勤”、“能”这四条。做臣子的，往往把“慎”视为第一位，其次为“能”。康熙帝则把清廉作为选择官吏的第一条标准，他说： “居官既廉，办事自善。”并常以廉吏的事迹来激励百官，表彰清官鼓励官吏争当清官。他说： “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其实难欺，官员是非善恶与否，人人有口，不能强使之毁誉，尔等须要自勉。”
康熙帝是以什么方式来选拔官吏的呢？首先，他不喜欢科举考选的方式。他说，科举人才多是只会“记诵之学，文词之末”的书生，对于国计民生往往一无所知。武举也是只能得到弓马娴熟的一介武夫罢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选才方式。他更喜欢亲自明察暗访，每年都要用大量的时间去地方巡视，查访吏治。他说： “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还有一个选拔官吏的方式就是保举。他说： “朕观人之识见精神有限”，“天下之官员，朕一人何能周知？惟左右大臣是赖”。通过保举，既避免了一人不能周知的局限，又给康熙帝提供了一个考察官吏是否结党营私的机会。如此人所举之人俱是庸劣不堪者，他自己必然是结党营私的污吏，喜好裙带襟连任人惟亲；如此人所举之人皆是公忠为国的清官，他自己必是“实心为国无私之贤臣”；如此人所举之人良莠不齐，他自己可能是一个见识不精、才力有限的人。对于大臣或地方官推举的人才，康熙帝还要亲自面试，并颇能识人。
康熙帝非常赞同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得贤能之臣，为国家之大瑞”的观点，称之为“千古名论”。康熙帝发现和培养了不少清官，康熙朝著名的清官有： 大小于成龙，张鹏翮、邵司尧、陆陇其、赵苍璧、彭鹏、郭琇、陈瑸、施世纶、傅拉塔、王骘、靳辅、汤斌、张伯行、宋荦等等。其中汤斌、张伯行、宋荦三人都是河南人，故被时人誉之为“中州三贤”。
康熙帝的专制统治具有明显的开明色彩。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帝的这种开明色彩，已经不再突出表现在容忍不同意见的“虚心纳谏”方面了。它的具体表现是提倡清正廉洁，任用清官“敷治”天下。在清代历史上，康熙朝以清官迭出著称，清官往往又是理学家。重用清官是康熙帝治术的最大特点，这一长处为雍正帝所继承和发扬，又不幸被乾隆皇帝所抛弃。
于成龙以道事君
做清官，为百姓谋福，就是忠于皇帝，这是儒家“以道事君”之臣道，也是“学而优则仕”的本义。于成龙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甚至于掩盖了其“能”的特点。
在广西罗城县的深山丛林之中，有一座败破的院落，每日都有一些百姓前往那里。原来，那里就是罗城县衙。这个县衙既没有朱门粉墙，也没有大殿高堂，甚至连个土墙都没有，院落外面只是用荆棘周匝围了一道，院中用土堆成的方台上面铺一块木板做成桌案，知县于成龙每天就在这里办公。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山西永宁（今离石）人。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年已45岁。人生老去，机会方来。于成龙正式的科名并不高，只有一个副榜贡生的学历，他由秀才考举人只得了副榜，在国子监读书。按照吏部的制度，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做官，于成龙的举人副榜的资历太低，勉强可做最辛苦最卑微的小官，他抽签得到偏远地区广西罗城县令的小官职。当时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去那个穷乡僻壤赴任，上任前他在寄友人书信中表明心迹： “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然后，变卖家产，凑足盘缠上路了。由此看来，“学而优则仕”已经异化了，于成龙为什么不能中进士呢？
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罗城县是一个贫困山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于成龙废除苛捐杂税，以身作则不要“火耗”。所谓“火耗”即是指散碎银子重新熔铸入库时会有所损耗，故额外多收一些。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田赋开始征收折色税银，这一项加额就应运而生了。火耗同时又成为补贴官吏的加派，一般的官吏正好借此搜刮百姓。官场中又有许多的“陋规”，其名目甚多，官吏送往迎来，投递公文都要上下打点。送钱多少要视具体情况，肥官多送，瘦官少送等等，都有规矩，所以叫“陋规”。归根结底都是得自于“火耗”钱。清官与贪官的区别往往不在于是否收受火耗和陋规，而在于程度不同。地方官把搜刮来的钱财要分一部分给京官，事才办得了。文官加派火耗，武官侵蚀兵饷，都是常事。这些已经成为公开的“陋规”，连康熙帝都说： “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清朝前期，官吏有俸无廉（只有分内的俸禄，没有额外的“养廉”钱，廉俸始于雍正朝），即使是清官，不收火耗钱的也很少见。因为不收火耗就等于倒贴税银，有几个官员能这样干呢？
有一点历史常识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在清朝，官吏的俸禄并不高，大约只够维持生活，他们的财富主要靠他们利用手中之权去弄，所以几乎是无官不贪。上贪下亦贪，衙门里的那些书办衙役，一个个更是如饿虎饥狼。康熙帝有一次对前来辞行的江西巡抚王骘说： “你到地方要以操守为要。”王骘回答说： “臣在四川时，从来不食民间粒米，不取民间柴草，臣一身之外只带两三个家僮，往往于家中取给盘费，有时借资于督抚。从来不敢私取民财。”康熙帝说： “身为大吏，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如果还要家中贴补，也是不可能的。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以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这里王骘也是倒贴，而皇帝也知道低薪的弊病。
国家不给官吏高薪，但是允许官吏向地方少量加派“火耗”钱，标准以正税的十分之一为限，叫做“养廉钱”。然而这只能约束那些严于自律的清官（如于成龙连“火耗 ”都不要），但不能约束贪官。“火耗”是个无底洞。御史赵璟曾上疏指出贪污的严重情况，认为俸银太低是造成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原因。他说： “俸银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然而康熙帝对“人心不足”这一弱点认识特清，深知国家增加俸银有限，官吏贪心无厌，反正要贪，不如低薪，国家还可以节省一笔开支，所以皇帝往往对大臣们的受贿都予以默认。
于成龙做县令不用追逼税赋，都是百姓主动前来输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怕于成龙离任。如果百姓不主动输纳，于成龙可能因政绩不合格被夺职。换上一个贪官污吏，老百姓就遭殃了。他做官以自身为表率，体恤民情，以德政争取民心。他为百姓做了好事，令百姓满意，从而赢得了民心。官心正则民心正，罗城县内经济虽然并不发达，可是民气融和，百姓有俯仰之乐，隔夜之炊，苍颜野老，黄口稚子，无愁衣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有一次廉官秋试，众廉官皆鲜衣艳饰，俊奴高马而来，惟独于成龙，布袍破被如铁，携一苍头而来。众人相互寒暄，不屑于理睬于成龙。巡抚却早闻其贤名，特意要与他亲近，看见他敝衣垢褛，说： “此人必罗城令也！”后见于成龙处理政务，甚有章法，“与之谈古论今，具有伦要，大为敬服”。于成龙可谓是既“清”又“能”。
清朝初年，清官迭出，尤其是康熙一朝。康熙帝面对满朝大臣多为贪官这一基本事实，努力澄清吏治，大力推行奖廉惩贪的察吏考官制度。他说： “考察官吏，以奖励廉洁为要。”他着意发现清官并加以保护和培植。他最赞赏的清官是于成龙。清朝奖廉制度，把清正廉明，不搞加派勒索、政绩突出的州县官吏，定选为“卓异”。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兴祖，特别推荐了于成龙。
康熙六年，于成龙升迁四川合州（今合川）知州，罗城百姓闻讯，遮道哭送，有人送出数百里。于成龙也感动得泪下。有人知道他身上没有余钱，旅资不足，特意护送。路上果然旅费用尽，靠了百姓的帮助，才得以到达任所。
合州又是一个穷地方，人口流亡严重，一年向国家交纳的正赋仅有十五两银子。大凡清官去穷困州县任职者居多，因为肥缺不是容易得到的，要走后门。于成龙得到提升，去的也还是穷困州。
有一次上峰下帖子，要求合州献鱼。于成龙说： “民脂民膏竭矣，没有一人怜悯询问，却只问献鱼之事。官吏只知享食鱼之乐，百姓从哪里去搞鱼？”于成龙不但不送鱼去讨好上司，反而向上级请求减除正赋之外的加派。上峰无奈，只好裁革了十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他又招集流亡百姓，贷给他们牛具稻种，鼓励人民生产。一年以后，合州经济就大有发展，人口增长数倍。
于成龙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大力奖励开荒，发出公告明文规定： 凡新开垦的土地，三年之后即可归开垦者个人所有。当时合州三县只有遗民百余户，然而“开荒归己”的布告一出，百姓趋之若鹜，仅一月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