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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君臣道-第26章

小说: 君臣道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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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

  李光地谨小慎微,清廉自立,不卖官受贿,也就遭人忌恨。有一年,李光地入京,在维扬遇到吴玉老先生。吴先生对他说: “你作编修,可谓荣遇,此行,我觇你的气运,可卜远大,然而英气亦害事,士无论贤与不肖,入朝见忌,不可不慎。”

  李光地问,如何避免英气害事?吴先生说: “不可与皇上私语,对奏须在人共见共闻时,若是单独对奏,讲话须高声。”这两句话,李光地终生守之。在他晚年,皇帝多次就立太子之事单独与之密谈,不过,此时他的地位巩固,已经没有危险了。

  临别时,吴先生又说: “内有中书高士奇者,此时官虽小,然非久居人下者,君须留意。”后来一一如其言。

  李光地乡试中举时,吴老先生做主考官,吴先生遍观诸人,独指李光地说: “李兄第一远大,其精神足,皆内敛。”对众同年说: “你们都要学此。”又特指李光地的表弟吴某说: “君尤当学李年兄。”并问吴某年岁、家世、父母、子息,吴某说,尚无子嗣。吴先生愀然说: “父母之身,须当保重。亟学李年兄。”

  吴某甚恐惧,丁未年会试不中,回家时又在淮河舟中遇吴先生,还是如此说。庚戌年,他们兄弟共同登进士第,表弟吴某即死于北京。吴先生之神鉴如此。

  可见人要免除命里注定的灾难,只有做好人行好事一途,别无他法。李光地能免于灾难,并非如某些学人所说,是善于玩弄权术。如果道德修养无济于事,只有权术可以保身,明珠、徐乾学一类大臣为什么也会倒霉?现代某些学人不知为什么对于古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一笔抹杀为快。

  康熙帝对于汉臣互相倾轧十分不满,说: “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对其评论说: “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有人指责熊赐履的理学功夫不行,康熙帝也有同感。至少他嚼签字一事,反映了他道德有亏。

  大学士王熙说: “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而康熙帝认为: “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帝主张讲学不应各立门户,但如果确有真知灼见,又能坚持一己之说,也是完全许可和值得提倡的。其实,变易其说也是正常的,即使自相矛盾也不妨,关键是要有求真的态度,而不可以固持一边,对于程朱与陆王,不必抱定一边,排斥另一边,两边相互融合才能透彻明理。

  理学家常常以语录的形式发表思想,有些人可以借此掩盖自己的文采不足。康熙帝认为,文章如果写得不好,就是假理学。他说: “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朕观周程张朱诸子之书,虽主于明道,不尚词华,而其著作体裁简要,析理精深,何尝不文质灿然,令人神解意释。至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文饰其陋”。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人的思想是由语言组成的,文字反映了人的思维状态。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今人多不能懂,首先就是因为语言不通。但是,这也是一边之理,另一边的道理也要知道,即文章与道德也可以毫不相干。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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