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么就是鸡蛋里挑骨头”。35
那在皇帝眼里对中国没有意义的外贸，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极大的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茶叶、瓷器的出口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它还支撑了中国的白银货币政策。也许在中国人看来，外贸会削弱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影响力，因为从外贸中人们就能会想像到，中国也离不开其他民族。也正是因此，当乔治三世邀请乾隆作为始创成员加入新建起来的世界贸易行列时，乾隆马上拒绝了。也许中国有此方面的能力，也许乾隆和他的儒家大臣们已经知道，发展与欧洲的贸易肯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故此他们拒绝加入。英国人用战舰、大炮强迫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那是至少50年后的事情了，是加入作为一个置身于“不平等条约”之下、被掠夺与剥削的贸易合作者。
帝国在没落中
在乾隆宽容地拒绝英国国王提出的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时，中国在亚洲的权威正如日中天。蒙古、东突厥以及西藏等，都属于大清军事保护下的、由原统治者管理的附属国。乾隆时期的中国疆土大于以往的任何朝代，而且两倍于明朝。以其1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远远超过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960万平方公里）。在这规模巨大的疆土开拓方面，乾隆自己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通过血战征服了远在西北的蒙古后裔，并且把天山山脉以北的草原与沙漠以及南部的伊斯兰教的世外桃源统一成为中国的“新区”，即新疆。
两千多年来，中国作为农业国一直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游牧民族征服或者占领部分或者整个中国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刻，来自北部的威胁被彻底的消除了；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目标终于实现了，中国和亚洲内部圈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深层的象征性意义上讲，这种中国与亚洲内圈的水乳交融般连接的价值就在于，这个新的王国是由满族游牧民族建立的，这个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民族文化，而且产生了三位儒家思想的皇帝。
新王朝的权力覆盖了近乎整个周边的亚洲国家：朝鲜、整个印度支那、不丹、尼泊尔、阿富汗、中亚的可汗国，譬如可坎德或者布卡阿、卡萨克国等，都向北京派出进贡的使团。从北部的外蒙到南部的马莱半岛，从东部的朝鲜到遥远西部的中亚地区，大清王朝的影响力辐射整个地区，在亚洲拥有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王室是如此的光耀夺目！乾隆时期的艺术风格影响到欧洲，以中国化的形式渗透到洛可可艺术中。
在英国大使马戈尔尼1793年“抵达皇宫”时，中国就有3。3亿人口，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其人口数目相当于欧洲人口总和的2。5倍，是世界人口的1/3。中国距离成为世界国民经济大国及世界手工业的中心确实还相当遥远，但是皇家的景德镇瓷器厂在17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10万工人。家庭作坊织出的南京棉纺织品在价格和质量上要比1930年时来自英国兰卡夏的机器纺织的产品还要好。
乍看起来，乾隆回绝英王平等交往要求时那种高高在上的盛气令人不解，但是乾隆王朝时期的中国，确实上升到了亚洲霸主的地位，尽管这是最后的一站。自宋末（1279年）以来，中国文明实质上处在停滞状态。有关在欧洲最近所发生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不久就将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变化，中国方面显然一无所知。中国对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一无所知；对开始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就外部的光环而言，帝制的中国早在1793年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尽管它凭借武力夺得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发挥其对贸易应有的作用。而英国人却夺得了海上的控制权。
第一次与英国交战，真正拉开序幕的是在1840年，即鸦片战争。然而这个王朝的内部已经开始走向没落，这一点早在乾隆末期的几十年中就显示出来了。清朝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它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儒家史学家来说，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向前，而是如同自然万物一样，处在永恒的起和落、生与死的更迭之中。更迭的法则也适合于所有王朝。
——一个王朝失去天赋之命也就到了这一轮的终点，一场农民起义，或者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推翻了这个王朝。随之，新的一轮就又开始了。胜利者通过其胜利就证明，他已获得了天赋之命。战争使田园荒芜、人口减少，而新的王朝也就以此恢复到和平与秩序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得以发展，人口也就随之增长。
——这个王朝此刻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尽管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进度很慢，但随之就加速度，然后就走下坡路。一个强大而开明的皇帝之后常常跟着一位软弱的继位者，他无力也无兴趣使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普照臣民。政府管理的质量下降，腐败之风俱增。与此同时，国民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均农业收成下降，贫穷和饥荒四处蔓延。而国家就陷入更加巨大的经济困境之中，只能设法通过增加税收来摆脱困境。对农民的剥削加剧，贪官污吏更使小民们雪上加霜。农民的生活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弃家出逃，被逼上梁山。自然灾害，如旱灾或者黄河泛滥，就将冲毁原本缺乏维护的坝堤，这就给小民们以这样的意识，当朝的统治者失去了天赋之命。
——此刻，那些一直处于地下的宗教反抗力量就获得了信号。他们的使命就是唤起民众的信任并鼓励他们为了特定的信念去斗争，这个信念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一个公平的新时代就会来临。那些占山为王的叛民们听从号召组建成军队，并且追随那声称获得天赋之命的旗手。那些腐败、缺乏训练而又懦弱的官兵面对农民起义军节节败退。部分农村的绅士们也归属到赢者旗下。于是原王朝被推翻，起义军首领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获得了政权，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儒家君主。这个王朝揭开了新的一页。
按照这种改朝换代理论的说法，在一个朝代的没落过程中，有三种变化在相互发生作用：王朝德行能力在衰退；人口在巨增，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程度，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外部的入侵，而且与王朝内部相呼应。这个说法完全适合于清朝的没落史。
清朝内部的没落当开始于1775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乾隆，一位65岁而且感到力不从心的老人。他偏爱一位25岁的满族出身的宫廷卫士。这位名为和绅的满族年轻人因此一举成名，一年内上升为皇帝的内务府总管，随之又负责财政和人事的监管。这就是前面所提及的马戈尔尼与那位傲慢自大的官员。在当时的满清王朝中，和绅可谓大权在握，为了他那填不满的私欲，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皇帝的信任。在乾隆死后的1799年，当他被新登基的嘉庆皇帝处死时，他所收敛的家财达到八亿余两白银（约十五亿美金），相当于清朝过去20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像和绅这样一个在大清遍布爪牙、权位显赫的人，还向其他官吏索要贵重“礼物”，于是中央政府官员便向各省索要“礼物”，省级的又向区、县的要，逐级而下。可见腐败之风已经席卷朝野上下到何种程度。随之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人的盘剥也越来越重。
在这层层盘剥下，那原本由于人口膨胀而引起的农民贫困化犹如雪上加霜。从1700年到1800年，大清的人口从1。38亿上升到3。42亿，到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朝总人口已达到4。12亿。36此刻中国的人口与150年前相比，整整增加了三倍，可是农业耕种面积仅增加了50％。多亏引进了美洲的土豆，它可以在贫瘠的田梗地边种植。尽管产量提高了许多，可很难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农产量的增长无法与人口的增长幅度保持同步，人均农产品数量下降，而此时，政府通过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以恶劣残暴的手段想方设法不断对农民敲诈勒索。绝望的农民们纷纷逃离田园，结伴去作了强盗。在皇家道德蜕化、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上天已收回了赋予清王朝的天命。地下的反清教派便浮出水面，组织发动小民们反抗。
第一个举起大规模反抗火炬的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把道教、佛教以及魔术混合在一起的迷信教派。该教派在推翻蒙古人执政的元朝时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元璋这位获胜的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就属于白莲教成员，而他在登基之后即刻下令取缔该教。可是该教此时重新浮出水面，并且宣称佛祖预示，一个新的公正的王朝将要出现。1796年，起义爆发。起因是抗议地方小官吏强行征税，起义犹如一把烈火，迅速在整个中国燃烧起来。直到1804年，起义9年后，才被嘉庆皇帝镇压。
嘉庆继承了其父的王朝，一个表面光耀夺目，而内部却已在衰落的王朝。国内人口在继续增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凭借诛杀和绅并不能扭转腐败之风，而平息白莲教之乱耗资白银两亿两，也就是五年的国库总收入。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迫使政府增加农民税收。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地出售官爵，而这些新官们则通过在其管辖区巧取豪夺来弥补买官时所付出的银两。清朝的没落日趋加剧，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出现了一个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分崩离析：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八章 内乱外患（1839～1899）
鸦片战争（1839～1842）
儒家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中国戏剧性的倒塌归之于西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而从1775到1839的50余年中，中国的衰落主要是内部原因所致：人口大爆炸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贫困化；管理的落后，要知道，官员的数量保持在原有的基础上，而人口数量却成倍增长；最后，引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日渐扩大的腐败。1839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使得一场外部的巨大冲击波终于同内部的没落相汇合。内部的没落因素（内乱）与外部入侵（外患）祸不单行，古老中国的经验学说得到了新的证明。
自当年马戈尔尼的使团访华时，英国人就已经找到了一条消除贸易逆差的途径：贩运鸦片。尽管中国从1800年起就禁止鸦片，但这并不碍英国人的事。他们在孟加拉湾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然后从加尔各达用船运往广州海域，随后经过他们的秘密网络偷运到中国各地。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贩运鸦片，也像奇迹般发家的英国贾尔迪－马瑟宋贸易公司一样，美国的阿斯特商贸王朝也是以贩运鸦片而起家的。在1800到1810年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达4500箱，每年约140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