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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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斯特商贸王朝也是以贩运鸦片而起家的。在1800到1810年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达4500箱，每年约140磅。而在随后的20年代、30年代中，贩运的数量急剧增加。仅仅在1838年末到1839年初的这个贸易旺季，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就超过40万箱，也就是560万磅。英国的对华贸易更多的是以贩运鸦片为主。东印度公司，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它的赢利主要来自于此，对于英国财政部长来说，国家财政收入的1/10来自于这一方面的关税。
英国的鸦片残害着中国国民并且削弱了中国军队。在城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萎靡不振的瘾君子。鸦片的贩运同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1826年止，估计约五亿西班牙银元（当时的世界货币）流入清王朝，它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然而从1827年起，中国贸易转向了持续的负增长，巨额的银子流出中国。据估计，仅在1827到1849的这20年中，中国纯白银外流数额，就相当于其过去150年流入额的一半。中国硬货币的流通开始萎缩，到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处于银根紧缩、发展停滞的状况。
不断增长的银币短缺还带来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当时流通铜币与银币。19世纪初铜钱与银币的兑换率为1000比1。可是随着白银的外流，兑换率不断上升，1850年时一个银币竟然要用2230个铜钱来兑换。37这对于农民是相当残酷的，因为他们所收到的通常是铜钱，而交税却要用银元。英国贩运鸦片不仅残害着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鸦片带来的这种剧烈的经济风暴也加速了中国内政的不稳定。
1838年皇帝“终于”决定，对鸦片贩运采取措施。他派遣年轻精干的官员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林先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中国烟贩，而且收获卓著。他也想方设法从根源上杜绝烟贩的货源，也就是对英国鸦片商人采取行动。他强制他们交出货舱中所囤积的鸦片，这些共计1400桶，价值900万美金，被全部销毁，同时要求英国商人书面保证，以后不再从事任何鸦片贩运活动。
伦敦把此举看作为对他们的宣战。在武力上，尤其在军舰和所配备的火炮能力上，软弱的中国与英国不是同一个等级。1842年中国政府投降并且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的要点如下：
——中国对外国领事、商人和神职人员开放五个港口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上海。外国租界区属于特殊地区，不受中国法律管制。
——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中国支付战争赔款2。01亿两白银。
——中国撤销原来的贸易专卖行。
——中国对进口像对出口一样实行“公平而稳定”的关税；今后的进口关税固定为商品价值的5％。
鸦片贸易尽管尚未合法化，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那就是：中国政府将不再对贩运鸦片采取任何抵制措施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鸦片仍然是绝大部分西方商人对中国贸易的主要货物。早在1858年，清朝政府就放弃禁烟。自此，鸦片也开始在中国大量生产。1879年鸦片进口以5000桶的数量而达到最高峰，这个数量近乎于1839年的一倍。据估计，到19世纪末，1/10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而且5％的人是瘾君子。鸦片实质上加剧了中国在19世纪的贫困化。
《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确定了一个为欧洲所指挥的、新的外贸体系的基础，并由此解除了中国的进贡体制，那就是：“租赁港”。所有欧洲列强以及美国、俄国，还有后来介入的日本都加入了这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列强彼此设防，以免某个强国单独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为此他们还达成了一个“互惠条约”，按此规定，只要中国给予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某种权利，那么其余的国家就自动获得此权利。
到清末有80个租赁港，而所有租赁港的租借方式都相同。在城墙围起来的“中国城”外，沿着河流的是外国人区，领事馆的上空飘扬着陌生的国旗。外国人区有自己的酒吧、教堂、运动场。商业活动的中心是“联盟区”以及宽敞的港口大街。大街上是一座座用石头结构建筑的大商号分店和银行。大街上人来人往、终日熙熙攘攘：拉着沉重车子的苦力们；匆匆赶赴业务会谈的外企老板和那些中国白领们；身着专门服装的神职人员，还有那悠闲浪当的水兵。租界归领事馆领导；租界前面的河中，停泊着一只炮艇，它保护着这块儿租界。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开始由一个不大的农业城市向世界中心城市转化。上海位于扬子江的入海口，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由此出发，可以把进口的货物沿着扬子江一直运送到中国内陆。同时也能把要出口的货物运往海上。上海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即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港口。早在1853年，上海的贸易额就超过了广州。
随着发展，上海逐渐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不同于其他租借港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划分成了一个“国际租界”和一个“法国租界”。在这个为英国人所领导的国际租界上，住着的是法国人以外的其他外国人，当然法国人毫无疑义也可以住在国际租界。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到1930年时，几乎达到10万人。上海成了中国土地上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
所有的外国租界都有公园，而中国人却被禁止入内。在上海港口大街北部的黄浦公园入口处，立着一个牌子，这里不仅禁止狗和自行车入内，而且也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个牌子上的字深深的刻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华人与狗禁止入内”。如果您真的想理解今天的中国，那么您就必须完全了解所有这一切。外国人给予中国人所带来的贫穷、羞辱以及心灵上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
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
对西方野蛮人之战的屈辱失败，极大地动摇了皇帝在中国官吏、军队以及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对外国人的仇恨与长期潜藏于心中的对异族统治的清朝的仇恨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满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向野蛮人妥协，从而把沉重代价转嫁给汉人。在此，内乱和外患交织在一起。
在本世纪中叶，大规模的群众起义一个接着一个：1851～1864年发生在江苏、四川、安徽和湖北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72年发生在贵州的苗族起义；1853～1868年发生在山东、河南的捻军起义；1855～1874年发生在陕西、甘肃以及云南的穆斯林起义。此外还有无数地区性的不同教派的起义。到60年代初，清王朝的许多地区完全在起义者的控制之下。按照改朝换代的理论，清朝或许早就该被推翻，但是西方的入侵改变了这种改朝换代的循环。清朝的统治又继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11年，才最终自己埋葬了自己。
影响最大的起义是太平革命，它覆盖了扬子江中下游的中国经济核心区。在长达15年的厮杀中，2000万人丧生，太平革命以此而成为19世纪最大的战争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太平革命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第二点：这是一场基督教的起义，它的追随者信奉一种汉化了的基督教。他们并非是为了建立一个儒家的帝制王国而去推翻清朝，而是要摧毁儒家的帝制以及绅士制度，以便形成一个人人平等、兄弟般友爱的基督教王国，故此太平起义成为中国自第一位皇帝以来两千年历史中一次最大的社会革命。
这场革命的宗教领袖是洪秀全（1814～1864），一位科举落榜生。他出生于广东一个小户农民家庭，属于客家籍。他的双亲尽管生活艰辛，但是仍然设法为这位高智商的儿子创造学习机会。1837年，当洪秀全第三次在广州的生员考试中名落孙山时，他的精神全跨了，不得不被人送回家中。他絮絮叨叨向双亲诉说自己的无能，而且晕倒后40余天神智昏迷。在幻觉中，他梦到自己升上天，并被领到一位坐在御座上的金须白发老翁面前。老翁交给他一根龙杖和一把宝剑，要他根绝地球上的恶魔，把这个世界引上正道。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心灵透彻、充满力量，而且身负重任；他的双亲和亲戚们一直耽心他的精神创伤尚未痊愈。1843年当他第四次科举考试榜上无名时，他不再抱怨自己，而是斥责清朝的制度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洪秀全从一名基督教传教士那里所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他数年前在广州得到的，但当时把它放在了一边。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本以中文表述的册子，谈到世界末日的到来、谈到复国救主的弥赛亚、谈到天国。洪秀全感到恍然大悟，书中所讲的是他梦中所见。这位金胡须的人就是耶和华，老翁把他唤作耶稣的弟弟，要他把清朝和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恶魔们彻底清除，并且在地球上建立起上帝的王国。人们在这个王国中将进入“太平”的时代。
洪秀全开始了传教的使命，并且在广西东部紫藤山的客家族内建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很快地就越出了本地区的客家族而不断传播，到40年代末，教徒达到一万余人。随着教徒的增多以及官府、绅士民团等的不断追踪，他们在紫藤山一带居住成了问题，故此洪秀全与其他领导人商议，放弃广西根据地。拜上帝会形成了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1850年他们点燃了自己的房屋，毁掉了身后的桥梁，然后带着妇女、孩子向东北转移，进入扬子江的富饶地区。就像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一样，洪秀全领导着拜上帝会的教徒走出山区，以便夺取上帝所赐予的土地。
在第一次打败了政府军的战斗之后，拜上帝会于1851年1月11日，即洪秀全的38岁生日那天宣告建立“太平天国”，并尊洪秀全为“天王”。拜上帝会开始了一场公开的革命运动，它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太平的中国式基督教王国。按中国传统受到男人歧视的妇女获得平等，裹脚被绝对禁止。与其他民族相比，太平天国放弃了汉人中心主义，追求基督教的所有民族平等的信念，但是同时又坚持中国的民族权利，也类似于清朝政府，绝不把它出让给外国。
在进军扬子江的途中，许多虔诚的农民、烧炭工、纤夫以及其他教派的信徒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围截太平军的清政府军队十分涣散，根本不是军纪严明、充满自信的太平军的对手。1852年太平军攻陷扬子江边的湖北重镇武汉，到此时，其追随者已经达到50万人。在讨论继续北上，而攻陷北京，还是南下拿下扬子江边的富饶城市南京时，太平革命的领袖们最终决定进军南京，实际上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