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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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风暴 （1966年5月到10月）
1965年底，毛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严厉批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属于江青圈子里激进的知识分子。他谴责北京市副市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被毛指责为针插不进的北京长城毫不退却。支持吴的是北京市共产党的首脑彭真，他以剧本的历史真实性为题开展学术讨论进行解释。
1966年5月，毛回到北京，之后事件纷至沓来。彭真和北京市市委的所有委员全都被撤职，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被撤职，北京市委的管理和宣传机构由毛的人掌控。除此之外，毛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激进分子组成，并让江青负责。
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发动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组成了“革命战斗队”。5月25日，激进的年轻助教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大学校长陆平，并号召师生起来进行革命：“全体革命的知识分子投入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人的信仰牛鬼蛇神是邪恶的神灵，它们变成人的样子干坏事。如果被看穿的话，它们就又恢复原形。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是毛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北京大学的领导马上让人撕下大字报。但是毛听说这件事后，通过电台和报纸将大字报的内容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他赞扬这张大字报是“北京的（巴黎）公社宣言”。至此这场风暴开始了。许多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大中学生组成的革命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后来更名为红卫兵。城市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7月，毛离开北京。刘少奇试图采用过去的方式将这场运动置于监控之下，派遣了党的工作组进驻大学和中学。工作组将矛头指向老师、教授、作家和资产阶级旧家庭成员，试图以此来转移群众对党的领导层的进攻。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学生中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
学生按照家庭出生被分为三个等级：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工人和贫苦农民家庭的学生，也包括父亲1949年前加入共产党的学生。他们是学生中的“红色精英”。
“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出生于富裕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商业和手工业）家庭的孩子们，也包括知识分子家庭和一般职员家庭的孩子。
“黑色阶级家庭”的学生：他们的范围比较小，属于出生于“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其他敌对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这些人几乎很难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是大学和中学的特权阶层。而党内高干子弟的举止言行常常表现出他们是父辈的继承者和未来的主人的样子。这就使得另外两个阶层的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了仇视。
最初组成的红卫兵并非来自那些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而是由高级干部和政府官员的孩子们领导组织的。他们在共产党派遣的工作组指挥下没有像毛所想像的那样，去攻击“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攻击他们的老师和旧有的资产阶级。中学和大学的校园被搞得天翻地覆，学生们举行大会，斗争老师和教授，侮辱他们，折磨他们，有些被迫害致死。这种行为十几年前在中国是根本无法想像到的，这表明了这个中央大国距离古老的孔夫子社会已经多么遥远了。
第55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
当年的红卫兵裉陵（音译）在他的自传中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在运动场上我看到几位老师，他们头和脸被涂上黑颜色，这样他们真正像‘黑帮’一样，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某某，阶级敌人某某……每个牌子上都划有一个红叉，这样老师们看上去就像被判刑的囚徒一样。他们的脖子上还挂着装有石头的桶。我看到了校长，他的桶很重，以致于系桶的铁丝深深地嵌入皮肉中。他们被迫围着运动场跑步，并不住地喊：‘我是黑帮某某……最后他们都跪在地上点燃线香，请求毛泽东对他们的罪行给予宽恕。”52
没过多久，中等阶级家庭的学生也组成了革命战斗队，他们同红卫兵中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向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进行了斗争。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学生一直被排斥在运动之外，造反派出于名誉上的考虑也不敢接纳他们。黑色阶级家庭出生的年轻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只是它的牺牲品。
红卫兵中红色家庭出生的保守派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要捍卫他们享有特权的现政权，保卫他们的父母亲。而造反派却相反，他们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支持下要推翻他们所藐视的党的统治。两派都喊着毛的口号，却隐藏着一场生死之战。“文化大革命”成了红卫兵两派的内战，1966年底，工人中对立的两派也形成了。这是一场血腥味越来越浓的战争，直到最后军队动用枪弹才结束了这场战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了这场战争中。
然而，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有些过分着急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1966年的夏天吧。6月16日，毛在回北京之前畅游了长江。在农民气息很重的中国，很少有人会游泳，敢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游泳，会使人感到是一种奇迹，还带有一种使人进入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意念。53在长江上游泳，不仅展示了72岁的毛强壮的身体，还实现了一个象征着抵达新的彼岸的行为。毛游泳的照片通过电视传播到全中国，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毛在狂热的欢迎声中回到了北京。他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过去的50天是“白色恐怖”，命令党的工作组马上从大学和中学撤出。在中央一次争吵激烈的会议上（8月1日至12日），毛确定了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党进行革命。在北京的大街上有林彪的部队巡逻，红卫兵的吵闹声穿透了中央会议大厅的窗口。
8月5日，在中央会议召开期间毛将自己亲手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贴在了开会大厅的门上。上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的这张大字报无疑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高层领导，即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场斗争公开化了。
8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十六条纲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它是革命者的大宪章，提出了两项任务：
第一，推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第二，向旧社会的四项残余，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斗争，因为旧有的剥削阶级想利用“四旧”腐蚀人民群众，达到其复辟的目的。
纲要认为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内的革命干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人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纲要还决定文化革命战斗队要实行类似于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制度。
就在同一天，毛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百万年轻的红卫兵。林彪站在他的身旁。许多年轻人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身穿军装、臂带红袖章时欣喜若狂。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毛还进行了相同的7次检阅活动，总共有1100万从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受到检阅。军队动用火车和卡车免费运送，并负责他们的食宿。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几百万学生以20到30人为一个战斗队，敲着震耳欲聋的鼓，手举毛的小红书穿过大街小巷。红色子弟的战斗队闯入旧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砸碎旧家具和旧瓷器，焚烧书籍和照片。他们毁坏寺庙和博物馆。他们押着教授、老师和领导头带白色高帽游街，在“批斗会”上羞辱折磨他们，让他们“承认罪过”。这些被批斗的人的名单大多数是由当地的党组织提供的。与此同时，红卫兵中的“造反派”也组织批判会，对那些党的干部进行批斗，而这些人起初也参加了文化革命战斗队。红卫兵各派之间的残酷斗愈演愈烈。
上海公社 （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
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面对各省党的机构的阻滞和反抗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命令。新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登上了舞台。但是像学生们一样，工人阶级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派别。一派是国家企业终身聘用的正式工人，他们有“铁饭碗”的保证，企业对他们从生到死都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金。要说城市中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工人了。另外一派主要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他们签有短期合同，工资低，不享受社会保险。
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就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上海。由市政府依靠的国家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支被称为“红色队伍”有80万人。与其相对立的是那些激进的无任何特权的辅助临时工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工人。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这两支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整个城市运转在12月底全线瘫痪。
这场斗争是在北京的干预下进行的。1966年11月，张春桥从首都来到上海，他7月份前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张站在了工人司令部一边，宣布它为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被推翻。整个中国为“一月革命”而欢呼。造反派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建立了公社，取代了旧的市政府。上海公社以秘密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企业工人代表的原则组成。在各企业中，工人们废除了旧的管理机构和党的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
他们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1月6日，张春桥在批判吴晗的作者姚文元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上海。他们两人同来自纺织工人的上海工人司令部领导王洪文结成了联盟。这三人帮的情况，我们在毛时代后期的四人帮中还要讲述。他们三人一起决定了公社的领导成员，而对工人们当时的选举结果答应以后考虑解决。2月5日，上海公社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宣布成立。它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