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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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邓的改革进入了第二个新的发展阶段。一直由下面发动的没有明确目标的试验性改革成为了由上而下进行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只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邓的去世（1997年2月19日）
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不属于邓的时代。这位卓越的领导人不得不将这个新任务留给了他的接班人。1992年，他凯旋而归后就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他最后一次露面是1994年2月在上海欢庆中国的春节。在一个电视转播的镜头中，身体虚弱的邓在向党的领导干部问候。他最后一次号召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但声音不是他的，而是播音员讲的。帕金森氏病和其他疾病使他很难参与政治。最后3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医院度过的，医生们用了最大的努力延缓他的生命。邓为他的国家帮了最后的忙。通过延长他的生命，邓为他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赢得了时间，为按照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意图领导党并巩固江的权力打下了基础。1997年2月20日21时8分，邓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西方预言家们对邓去世的这天做了阴森森的预测：认为会发生学生抗议、群众游行、党内领导层的斗争、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和中国的分裂以及几百万试图躲避混乱的逃亡者将涌向香港。然而2月20日，即邓去世播发消息的那一天，几乎与平时一样。国家电台播放了严肃的音乐，并号召人民在这个时刻坚定地团结在党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周围。城市中人群拥挤的情形几乎没有发生，人们仍然忙于挣钱。中国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消息连交易所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邓去世前谣言传开时，股票交易下降，当正式的消息播发后，又回升了。西方预言家们需要看清事实，人们对邓的去世早已有所考虑，几乎不是什么事。北京大街上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邓的去世不同于毛的去世，不会出现一个时代的变更。政治和经济将会在邓所设置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十六章 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交给他的接班人们一个变化了的中国。中国已经完全变样了：摩天大楼、购物商场、豪华宾馆、饭馆餐厅、卡拉OK、巨大的迪斯科舞厅、城市中道路两旁的广告牌、高速公路以及工业化了的农村地区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这一切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性变化的外表现象。邓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使占人类1/4的人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的预言在多次失败后好像就要成为现实：“如果中国这头睡狮醒来的话，大地将颤抖。”
邓结束了毛持续不断革命的政策，以搞经济代替了搞政治。他还给人们个人生活的空间。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内做想做的事。邓时代的早期，农村的生产队变成了单一的各家农户，生产大队又重新恢复到了正常的行政村。城市中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失去了毛时代所具有的监督机关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不属于某一个单位的人，例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几百万农民工。
邓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并指出了它的任务是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任务。事实上，中国的今天还是社会主义早期的状况。邓在他的讲话中一直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人富裕，对于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可行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稳定发展。他还认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首先搞经济建设，而且这个阶段可能持续100年（从1949年算起），在此期间，对于发展不平衡除了容忍外别无选择，采用其他政策都可能扼杀经济增长。采取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邓用流行的列宁主义论点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战胜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是必要的。然而要仔细听的话，就可以发觉邓的解释有其他的意思。他曾强调说，为了确保政治稳定，专政是必须的，没有政治稳定就不会有经济发展。邓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早期那个残酷而漫长的经历，并认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中国取得发展成就是不可能的。他在1987年解释说：“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一旦中央做了决定，就会迅速实行……当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马上实现了。我们不需要无止境地讨论，不需要政府的一个部门和其他部门协商，虽然做了决定，但不能实施。”75
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早期讲话中（1986）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美国三权分立的无效率做了对比说：“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搞资产阶级民主或引进三权分立制度。我在同美国客人谈话时常常批评他们，说这实际上是不同方向上的三个政府。”76
知识分子们1987～1988年期间就“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现象研究定义为“新权威”主义。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是政治上的集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强硬而开明的领导人无不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这些领导人都有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做顾问。
这个定义使赵紫阳，也使邓感到了极大的兴奋。撇开社会主义不谈，赵紫阳被宣传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根治党内和政府机构蔓延着的腐败现象，坚持中国走优势显著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台湾所表现出的情况，同时又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专制原则与市场经济最佳的结合。“新权威”主义认为，民主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就像80年代末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呈现出的状况。在发展的艰难和危险时刻不可能有民主。民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是经济发展的终端产品。
“南巡”后，邓停止了他那无形的影响力，在同年10月的党代会上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形式逐步现代化，旧中国的特征被摈弃。
从封闭的社会到“和平演变”
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与从明朝到远洋舰队灭亡（15世纪中期）直到鸦片战争（1840～1842）迫于武力开放这四百年相比，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加隔绝。几乎没有对外贸易，没有国外投资，没有外国旅游者，也没有外国的电影、电视和广播。少数外国人，例如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以及个别商务考查团队全天24小时受到监督，活动受到限制。不允许两人4只眼睛公开会谈，中国的谈判人员总是配有助手和监督人士。最好不要搞私下接触，这会给中国的谈判人员带来危险。中国人常常躲避外国人，就连向他们问路也很困难。如果一个中国人同一位外交官打招呼，尽管他们是由于公务而认识的，事后有人就要过问，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就要询问情况。
邓开放了中国，因为中国搞现代化需要外国的技术和资本，需要外国的机械设备和管理方法。然而随着技术和机械设备的引进，也涌入了外国的思想和习俗，例如民主和人权的思想等等。国外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在传播，例如可口可乐广告、麦当劳餐厅黄色的招牌、迪斯科舞厅和摇滚乐厅比比皆是。吸毒、色情、妓女又重新出现了，尽管这些原本不是来自西方。中国的开放又退到了老的“体用”问题上了，中国从它的第一次改革尝试以来就一直伴随着这个问题。19世纪中期的自强运动就是想保护中国的体，即保护儒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用于工业生产，特别是装备工业的生产。
西方关于人权的思想，即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它既不是国家恩赐的也不能被国家拿走的；西方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些都与中国人的思想相冲突。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城市，而且西方的影视也迷住了党政精英的孩子们。台湾流行歌手邓丽君演唱的爱情与忧伤、渴望和寂寞等内容的歌曲都是资产阶级的演变，对此有人说，年迈的邓小平统治着白天，年轻的邓丽君统治着夜晚。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塞尔描述了他对歌星崔健于1990年初，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后在挤满人的南京体育馆演出摇滚音乐的印象，他说：“音乐结束时，那些身居要职的南京高官仍然冷冰冰地坐在原座，没有一点活力。我想，他们的沮丧和消沉不仅由于崔破坏了毛的一切文学艺术都要为党的政治服务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油然地产生了这种想法，即中国的年轻人面对老一代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以为然。一万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反文化的自由区域里，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仰视着这位31岁的老歌手，而面部表情深沉的干部们看到，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这一代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77
邓对开放带来的问题从开始就意识到了，他说：“有一些人说，我们不应该打开窗户，因为苍蝇和臭虫会进来。他们希望关着窗户。这样我们由于缺少空气就会呼吸困难。因此我们说，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但同时要与苍蝇和臭虫做斗争。”
出于这种原因，党内的保守派在邓的同意下总是周期性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国外进来的“精神污染”。每2～3年就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清理运动，例如1981年、1983年、1987年、1989年的运动。但无济于事，西方思想的侵入可能会通过中国的重新封闭再返回到毛的闭关自守政策上而受到阻挡或者延缓，不管这种封闭在当今电视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影响下能否成为现实，但它会对邓的经济改革产生破坏作用。
共产党为了不失去其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就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毛巨大的画像一定要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邓知道，西方的思想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影响，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来说意义也是特别重大。
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以及这些国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正因为如此，邓要把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上。他再三告诫全党，要想避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命运，就要坚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的现代化。
邓的思考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天安门危机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搞了非政治化，他们出售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换来了挣钱的权利。我曾经在邓时代的后期与一位年轻的中国籍教授进行了交谈，至今一直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