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的故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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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是一个早就想把他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部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我心里有一种东西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我心里不是只有这另一个自我是我能够与之作战的吗，所以我在下棋的时候简直达到一种癫狂的激动的程度。起先我还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进行思考，在两盘棋之间我还安排些休息时间，歇一歇，松口气；但是渐渐地，我那激动的神经不容我再等。白子我刚走一步，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我永远也说不清楚，连说个大概也不行，我在囚室里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情绪，我对我自己究竟下了多少盘棋——也许上千盘，说不定更多些。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热情，变成一种癖好，变成一种激烈的狂怒，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渐渐地，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我脑子里只能想棋，只能思考棋子的运动，象棋的问题。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发现，我甚至在睡梦中大概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甚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能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我觉得，在最后几次审讯中，我一定说话相当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因为审判官们不时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可是实际上，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看守来打扫囚室的那一刻钟，他给我送饭来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心情备受折磨。有时候一直到晚上，那盛着午饭的饭盆还搁在那儿动也没动。我下棋下得连吃饭也忘了，我肉体上惟一能够感觉到的乃是可怕的干渴；大概不停地思索、不断地下棋早已使我上火了吧；我两口就把水瓶给喝干了，逼着看守给我多打点水，可是隔了一会儿，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最后，我下棋的时候——我从早到晚什么事情也不干了——我的情绪激动到这种地步，我都不能安安静静地坐上片刻；我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赢棋、取胜、把我自己打败的欲望渐渐变成一种狂怒。我焦躁得浑身哆嗦，因为我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一个就催另一个快下；您也许会觉得非常可笑：要是我身上的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我回手不够快，我就开始骂起我自己来了：‘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我现在自然非常清楚，我的这种状况已经完全是一种精神上过分紧张的病兆，我找不到别的名字来表示，只好给它一个迄今为止医学上还不知道的术语：象棋中毒。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睡眠不安稳，常做乱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像铅一样沉重的眼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一开始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走来走去，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红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或者‘将死了！’”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形容的状况是如何变成危机的，我自己也说不上。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的身体似乎和我自己脱离了，我躺着，软绵绵的，很舒服。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惬意的疲劳感压在我的眼皮上，又温暖，又舒服，我一时竟下不了决心把眼睁开。我醒着又躺了几分钟，再享受一下这种沉重的麻木状态，感官愉快地毫无知觉，人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我突然发现，好像听见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像我的喜悦，因为我几个月来，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囚室、椅子、洗脸架、桌子和那花纹永远不变的糊墙纸。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真是奇迹：我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比我旅馆里的那间囚室大得多，宽敞得多。窗户上没有铁栏杆，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照进屋来，窗外不再是一堵隔火的砖墙，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绿树在迎风轻摆，雪白的墙壁光滑锃亮，我头上的天花板又白又高——可不是真的，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崭新的床上，这的确不是一场梦，在我床后有人在低声耳语。我在惊讶之中想必不由自主地猛烈动弹了一下，因为马上我就听见有脚步声走近我的床头。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看护，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一定非常狂野兴奋，因为走过来的这个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个不审间我、不折磨我的人吗？再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还是一个柔和的、温暖的、简直可说是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都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然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但是我不能听从她的命令。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瞧够呢。我使劲地想在床上撑坐起来，看看她，看看这个和蔼可亲的具有人形的奇迹。但是，我正想要在床边支起身子，却支不起来。原来我的右手，手指和手腕那儿，现在是挺大挺胖的一个白鼓包，显而易见我的右手给绷带厚厚地包扎了起来。我起初望着我手上这个白白的肥肥的陌生东西，莫名其妙，然后慢慢地开始明白我在哪儿，并且开始苦思苦想，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不幸。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或者我自己把手弄伤了。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
“中午大夫来了，是位和和气气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氏，并且满怀敬意地提到我那当御医的叔叔，所以我立刻感到，他对我是一片好心。接着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便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无非是神经的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了几句：‘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①之后，是不是？’”
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同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
我点了点头。
九
“‘用这种办法待人，不发疯才怪呢，’他喃喃地说道，‘您并不是第一个。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从他向我低声耳语进行安慰的样子，再看到他那好心抚慰的目光，我知道，我在他这儿是十分安全的。
“两天以后，这位善良的大夫相当坦率地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经过。看守听见我在囚室里大叫大嚷，他起先以为，有人闯进了我的囚室，我正在跟那人吵架。可是等他在门口一露面，我就马上向他扑了过去，冲着他狂呼乱叫，听上去就像是：‘你走一步啊，你这个恶棍，你这个胆小鬼！’嚷着嚷着我就想卡他的脖子，最后我对他的攻击如此凶猛，他不得不大叫救命。他们在我狂怒的情况下拖着我去找大夫检查身体，我突然挣脱他们，扑向走廊里的窗口，一拳打破了窗玻璃，同时把手割破了——您看这儿还有深深的伤疤。开头几夜我在医院里完全是在发烧昏迷的情况下度过的，可是现在他觉得我的神智已经完全清醒了。‘当然，’大夫轻声补充了一句，‘这点我最好还是不要向这些老爷们报告为妙，要不然，他们到末又要把您带回到那儿去。您对我放心好了，我将尽力而为。’”
“这位乐于助人的大夫究竟向那些折磨我的人报告了一些关于我的什么情况，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把我释放。可能他说我已经神经失常，也说不定在这期间，我对于盖世太保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波希米亚①，这一来对他而言，奥地利问题已经彻底了结了。所以我只需要签字保证，在两星期内离开我的祖国。这两个礼拜我忙着办理上千个手续，这是今天②一个从前的世界公民出国旅行所必须办理的——要弄到军事机关和警察局的证明，要缴税，要领取护照、出境签证、健康证明，结果我毫无时间去对往事多加思索。看来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起着调节作用，自动把那些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会变得有害而危险的东西予以排除，因为每次我想回忆我在囚室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