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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第8章

小说: 在性与爱之间挣扎 作者:[俄]莎乐美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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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比父亲多活了将近40年,上帝仁慈地让她活着见证十月革命。可是,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大哥和二哥两家都经受了许多年的痛苦、凄惨和艰辛。我们在德国几乎连他们的信都收不到,相隔很长时间才会有一封。二哥最后得以从克里米亚返回老家时发现:不仅他的工作、公寓等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而且他还得依靠以前的一个慷慨的仆人。那个仆人得到了首都郊外的一小片地方,连同一栋小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东西,二哥以前常常在那儿避暑。那个仆人允许二哥一家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天中午让他们喝点白菜汤,条件是二哥要帮着管理田间事务。在那段日子里,为了填饱肚子,二哥带着他的孙子去采摘蘑菇和草莓。他的老妻一直没有真正看见那农民的老婆穿用她的衣服。二哥会时不时地给我们寄来简短的信件,告诉我们有关这一切,使我们深受震动。不过,这还不是那段时间里最恐怖的事情,最令人恐怖的是革命本身,革命影响了人的本性。二哥似乎并没有保留他的政治观点——他曾经跟近卫军党(Cadet Party)有过松散的联系。不过,当他说,在傍晚时分,那仆人曾跟他一起坐在屋前的一张长凳上—— 一边休憩,一边看着这世上的革命巨变——就好像不是主人跟仆人换了个位置—— 一个由高到低,一个由低到高——而像是某个第三者说着他们俩的故事,而且那个第三者也正在体验那个革故鼎新的事件。也许,在那个农夫的天性中有某种俄罗斯人特有的东西导致了这种情况。我哥哥羡慕地写道:“这个没有文化的家伙是多么聪明友好啊!”我们只能说,他们俩一个很难放弃,而另一个很难一下子就信心倍增:那促使他们俩都改变的因素是在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就好像他们被重新定了位,而那给他们定位的是形势的力量,所采取的方式则更为简化也更为抽象。  

  不过,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感人的是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正是在社会土崩瓦解的时刻,亲情发展得最为完满。这不仅指苦难促使家庭成员拥抱在一起,就好像他们身处一个小岛,而岛的周围是重重浪涛;到了那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毫无疑问会以常规的方式将他们分开。亲人之间内部关系的重要性,那种支撑并安慰他们的幸福和温暖的感觉,才是真正的亲情。甚至由于整个国家的缘故,这种亲情消亡了;但那种超越纯粹物质的关于人生的古老诗歌还会开放,带着再生的、伟大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青年人中,毫无疑问有一股同样激动人心的力量——伴随着它的是一些新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会使你沉溺于自我之中,甚至做出野蛮的行为。  

  我们的老母亲还活着看到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大哥一直是她的顾问和支持者,他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死于心肌梗塞。可以说是母亲遭受的那些说不出来的痛苦的前兆。她孤独地生活着,好在身边有爱戴她的儿女和孙儿孙女,她过得还算快乐。在她人生的最后年月里,我们给她找了个伴,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她得到比较好的照料——那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她当然挺喜欢的;不过,她更喜欢独来独往、自由自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尽管她喜欢儿孙绕膝,但她更喜欢独自生活。甚至她读书都很少听从别人的推荐,她最后满怀热情阅读的书籍之一,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在讲述她在80岁和90岁之间的那段生活时,我禁不住回想起了一个情景。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她表现出伟大而信心满怀的斗志: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在生命终结之前,一劳永逸地把魔鬼赶走。我怀着真正的忧虑,问她是否从来没有冒过失去上帝的危险,因为真正决定这些事情的就是上帝。她努力地使我安下心来,耐心地解释说:“你不懂,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不了上帝。这些年来我已经就此跟他商略过——他当然一直会存在,不过,他会把魔鬼驱逐的。”她不否认,她在晚年之所以会有这一思想上的激烈转变,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她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渐渐地成了魔鬼的猎物——我的哥哥们都不信教,尽管他们保持着骑士的传统风度,为了他们信教的妻子和我们的母亲,继续参与一些教会的仪式。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她从来不做任何可能会导致内心精神冲突的事。我们每每可以看到:她宁愿跟随自己一时的冲动,宁愿在事后仔细回想,然后再随着环境调整自己的言行。关于她内心状态的平静,我常常会回忆起另一个情景:那是在她吃早饭的时候,她坐在那儿,湛蓝的眼睛闪闪放光。我们变得恼怒起来,因为我们以为她是在嘲笑我们。实际上,她是在为头天晚上她做过的一个美妙的梦而发笑。最后我们把这编成了一个笑话。我们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默西卡度过了一个不太快乐的白天(因为我们从来不能说她的日子过得枯燥乏味),她就会在当天晚上用一个愉悦的梦来补偿。在她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她的耳朵快要聋掉的时候,她照样能发现快乐——她跟那些耳朵同样不好使的朋友坐在一起,每个人都谈着自己的过去。她会会心地笑着说,他们中的每个人——包括她自己——都注意到,其他人其实并没有在听;不过,他们中似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其实他们自己对别人的反应也同样是缺乏礼貌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3)
  除了读书,她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是观察自然。夏天自始至终让她感到快乐。甚至在晚秋,她也会站在城市里的窗户前,跟大街上的一排排树木交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些精灵。她也乐于观看那些照在树木上的光的变化不定的效果。她的公寓里放满了她自己养护的阔叶植物——她不喜欢身边有动物。可是,到了晚年,她想让自己摆脱所有这一切,就好像是为了加强她的孤独感似的。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照顾得很好,不过,每当她默默地把这一件或那一件交给我们时,她都显得挺高兴的。一段时间以后,好笑的是,我们必须回赠给她东西,以免她的公寓显得空空荡荡。有时,她似乎是只即将自由飞逝的鸟儿,为了那些留下来的小鸟,用羽毛装饰着巢窠。母亲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留给了我们。我感到,她这些世俗意义上的举动显示出了她对生与死的某种基本看法:与其被死亡抢走,还不如活着送人。她感到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因为很快她就会再也不用害怕人生的匮乏了。  

  说到我母亲,我不能不想到:她曾为我做了那么多,尽管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曾反对我到国外生活,尽管我对人生的态度跟她的很不一样。她没有把我生成一个男孩,对此我一直感到失望;因为我得努力做一个符合她理想的女儿——而结果恰恰相反。不过,甚至在她遭受最大病痛期间,在我怀着最大的痛苦冒犯世俗规范期间,默西卡默默地承受着形势的压力,跟我并肩站在一起,对付整个世界。她甚至在为我感到痛心的时候都信任我,让我感到只有她和我才是彻底相互了解的。她像盾牌一样,把我跟那些恶意的、蓄意的误解隔开,这一点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当我在国外度过我那些美妙的青春时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意识到她那默默的母爱的支持,我甚至深信她那些与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当然那只是在她跟我交流的时候。我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从来不悔改也不想家。在一封信中,她委婉地表示,她希望看到我有稳定的婚姻关系。我怒气冲冲地回信说,跟保罗·雷在一起,我感到十分稳定。只有在我真的结婚之后,母亲才来看望我。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才详细地讨论所有这些事情。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看着她满头的白发,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老式的念头:“她是不是为我而愁白了头发的?”不过,这种情绪中也夹杂着幸福,还伴随着我对她的爱戴和尊敬。现在我找到了向她表达爱戴和尊敬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因为我们最终又相互和睦地生活在了一起。我的一个熟人有一回听我讲了这些后,万分愤怒地说:“与其被悔恨和思念吞噬掉——你应该那样做——还不如就此振作起来,让自己过得更加幸福、更加满足!”  

  实际上,这显示了我跟我母亲在本性上的最大的对照:她一直在为别人尽义务,一直在做出自我牺牲,被她性格中的某种几乎具有英雄气概的东西所激励。也许这是一种男人的特质,但她表现得很精致,所以她在无意之中具有十足的女人气。而我内心的斗争从来没有如此严峻过,哪怕那是针对我自己的斗争。在那些我所期望或愿望的事物中,从来没有一种是因为真正有价值而使我为之奋斗的。人们发现我要么默默承受,要么刀枪不入。那些事物把我外在的和内在的生活全都结合在了一起,关乎我的整个存在。所以,这从来不是一个为它们斗争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我宁愿让这首小诗来引导我:“这世界不会给你所有的一切,你要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想拥有整个的人生,你最好趁年轻有力时把它抓紧。”我一直觉得,所有那些最美丽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不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因为伴随着后者的是“感谢的特权”。毫无疑问,尽管我做出过所有这些表面的斗争,但那正是我之所以是我母亲的女儿而不是她的儿子的原因所在。  

  我在这里还要表达我对父母的感谢:正是他们坚贞不渝的爱——他们周围充满了这种爱的气氛——使我得以拥有对世界的信任感,它在我的内心里就像一种信仰似的,已经完全开花结果。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有一件小事使我明白:爱和信仰这些东西可以多么深地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在我们的心智最为成熟的时候,它会跟最清醒的心智长在一起。有一天早上,我在树林里漫步时,意外地看见了一丛蓝色的龙胆花,我一直想采摘一些给一个朋友治病,但是当时我心里正在努力地想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我最终决定不应该在那一刻打断自己的思路去采摘花朵。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手里捧了满满的一束花朵,让我自己都感到万分惊讶。我现在还记得,为了不让自己去采摘花朵,我当时是多么坚定地不让自己的眼睛去看那片林地。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花出乎意外的出现看作一个奇迹,但我没有这么认为,就像我没有因为自己“迷失”在思想中而笑话自己。相反,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发现自己高兴地出声喊道:“感谢上帝!”  

  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每年都要回一次国,或者至少每一年半回去一次,去探望我母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我们相互道别的情形。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她辞世时,我正在由彼得堡经芬兰乘船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途中。由于火车在早上很早就要开行,我们在头天晚上就做了最后的道别。天快要亮的时候,当我尽可能轻地走过大厅时,母亲突然站到了我面前:她赤着脚,穿着长长的睡衣,雪白的头发蓬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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