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作业-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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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我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三、思古槐树•；猪腿
法律有无好坏之分？应该有的。
虽说“好”与“坏”总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但是，在一个特定社区，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好坏”也会打下大多数人意见的烙印，并由此显得客观。法律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的好坏。这对于立法、执法、司法来说，再明显不过了。
这里，我们说个有关法律制定好坏的故事，然后，看看里边的引申问题。
古书《晏子春秋》讲，春秋那会儿的齐国，有个君王叫齐景公。齐景公有许多奇怪的嗜好，性格执拗、跳跃、不拘一格，有点大小孩儿的味道。他喜欢槐树，原因不得而知。一次，这大王叫人栽下一个槐树，还命手下仔细看管。为了万无一失，使人看得真切明白，景公又立下一个木桩，将一块牌子挂在上面。牌子上的字儿是：“碰槐树者刑，伤槐树者死”。
有一个酒徒不知这回事，一日喝醉了酒，撞到了这棵槐树。槐树看上去有些损伤。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官兵把他拿住了。官兵问景公该如何处置，景公说：“这还用问？照已颁布的国法处置，拉下去。”
君王的具有“普遍性”的令，也属一种国家法律。这是不言而喻的。
酒徒有个女儿，漂亮而又聪明。听说父亲犯事了，她觉得冤枉，想帮一把，于是托人传话给齐国有名的宰相晏子，说：“我是城外一个小女子，特别向往服侍相国，愿在相府后宅充数做个小妾。”
可晏子更是一个明白人。他琢磨：“我一来不好色，二来人老了，身材五短，为人又不谋取私利，为啥她乐意给我做妾？里面定有文章。”
两人见面，晏子还未发话，小女子已是抢先说道：“这景公因为一棵槐树，便立下不仁的法令。我爹嗜酒，时常糊涂，不小心撞上了那棵槐树。现在，官兵非要治罪。听说，英明君王时刻为小民着想，不为禽兽伤害百姓，不为禾苗伤害禽兽，不为野草伤害禾苗。这不应该是假的。可景公却要为一棵槐树惩罚家父，要我成为孤儿。父亲受罚事小，因罚损害君王名声道义事大。您说，是不？”
晏子一听，心想：这小女子文化不高，可居然能说会道儿，而且说的在理。
第二天，见到景公，经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说，晏子愣是叫景公心服口服地废掉了那法令。有书记载，晏子叫晏婴，才华横溢、治国有方。景公啥事都听晏子的。现在晏子吭声了，景公自然没有二话，废掉法令之后又放了小女子她爹。
这故事，显然说明了法律有好坏的问题，而且，暗喻了人之德性对法律的重要。
德性从何而来，大体只能来自教化了。现在人们乐意以为，对人的操守，法律要比教育来得更有效率。对君王，也可以用法律来制约。这话顶多一半是对的。如果一国之法是由君王来做主，或者即便不是君王，是由一些人来制定，那么，制定者的德性将是至关重要。他们的好坏，决定了法律的好坏。而且，即使可以说说对他们的法律制约，最终还是无法逃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制约”的问题（像在现代国家里法官对其他官员的制约，前面《“清官”的再议论》小文提过这点）。前一部分人，依然有德性教化这一茬儿。难怪人们会疑惑地问：谁来制约“制约者”？
古人传说有趣，不仅提到处于法律要害之位的君王的德性教化，而且，还提到说德性教化的人的自我教化。
也是那个《晏子春秋》，又讲了一个猪腿的传说。传说意思是，晏子一次吃早餐，送来的食物里面有蒸熟的小猪。小猪躺在盘里被送来时，俩腿应该露在外边。这是一个伺候规矩。可是，晏子惟独不吃猪腿，觉得那东西放在嘴里不舒服。有意思的是，晏子心里对这不踏实。因为，不吃不算，送来后又送走，这是明摆着浪费，又叫别人看见了。于是，晏子对伺候的人说，明儿送早餐，猪腿不要露在外边。
谁知，第二天，小猪俩腿不仅没“露面”，而且根本就“跑”了。
晏子皱起了眉头。伺候的人见状，连声说到：“真是对不住，猪腿丢了。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晏子却说：“甭查了。”伺候的人不明白，心里直打鼓。晏子一笑，唠叨了两句：“东西多出来了，自己不用，自然应该分给别人。藏着掖着，甚至浪费掉，别人当然要偷了。您应教我不要藏着掖着，不应教我寻觅窃猪腿的人才是。”
古人有时明白事理，而且极有反思意识。传诵这些段子，其潜在目的，不仅想要点明法律运作关键位置上的人物需要德性教化，而且想要点明，对这些人物说教的那些人，也应时时检省自身。这就于不经意之际，深入到了法律文化构建的根处，提升了法律的人文基础。
三、思古“父母官”和“公仆”
现在，舞文弄墨者越来越着迷日常词汇的文化意义。因为，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社群对词汇的使用大有区别，而词汇使用的背后，总是显现了说话者的意识、观念，以及文化背景。甚至有人说，在“听其言观其行”中，最重要的倒应是“听其言”，而不是“观其行”。一句话，词汇是文化变迁的“标签”。
我们就当这是真的，来看看“父母官”和“公仆”这俩词儿。
在一般日常语汇中，“父母官”一词儿使用率蛮高，“公仆”一词儿可能低点。对于特定档次的一个“干部”、一个“领导”、一个“负责人”，或者干脆一个“官”，我们首先会想到“父母官”，其次才会想到“公仆”。如果此官特有责任心、体恤民情、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而且时常面带慈祥微笑，百姓通常就容易先将“好父母官”，后将“好公仆”的词儿，献给他（她）。
专家考证，国人宋朝那会儿就有了“父母官”一词，只是很晚才有“公仆”的概念。这一晚不要紧，恐怕就到了民国初年。此时，洋人文化已开始和国人文化难解难分，彼此消长，“联姻”互动。“公仆”那词儿，虽说不能肯定就是缘自洋人的文化“入侵”，可与之有点联系，当是清楚的。起码，我们知道有个“巴黎公社”，那里边的“官”与一般的工人，真是“不同工却同酬”，毫无特殊待遇可说。“公社”的人，笃念绝对平等，而且信奉一个说法：“官”，是公众的仆人。
当然，洋人的影响终究是效果不大的。所以，我们难免要想到：“父母官”一词那么早被国人挂在嘴边，而“公仆”一词那么晚才“问世”，可能是今日多用前者而少用后者的一个历史缘由。
另外，“父母官”一词的使用，也和一个我们的文化习惯颇为协调。这文化习惯是“自下而上”地注视官员，对其权力崇拜尊敬有加，认为他（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父母”关怀，须仰视才见。古圣人如孔子、孟子，时而在旁吹风，说些官者“为民父母”、“民之父母”，这也是在暗中巩固这等协调关系。而“公仆”一词的使用不同了。它需要另一种文化习惯：把官看作平等的“其所做是理所当然”的公众职员，不存在“自下而上地注视”这一说。洋人有这习惯。如果和公领域的法律联系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头一词的使用，兴许更表现了一种“权力”意识，后一词的使用，则表现了“义务”（官之义务）意识。
对这俩词儿有了如此一番理解，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看法：“公仆”一词也许更好，听来更加顺耳。倘若官官都有公仆义务的意识，较少父母权力的观念，那么，社会自然是美不可言的。如果百姓的词汇也少用“父母官”，多用“公仆”，当然有助于官员的意识转变，进而拉动法律文化的有益提升。
不过，笔者还是觉得，在百姓中留下“父母官”这个词大有用处。对一般的官，最好把他（她）看作公仆，而对一种特殊的官即法官，倒应看作父母官。因为，如今我们特别需要法治，而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让法律有个最高权威，让法官扮演一个最为重要的“独立”角色。对法官自下而上地注视并且崇拜尊敬，就是对法律最高权威的敬意。
当然，此时的法官，自己就更有必要把自己视为公仆了。
三、思古家族的小辈与长辈
大清嘉庆年间，山西有个农民，名字叫孙守智。孙守智节俭勤快，种树一流，小活儿干得就是无人可以出其左右。没有多少年，他就把自家园子里的树种得挺拔参天，弄得那些嫉妒者都想锯它一棵。那时，当地的木材特别紧俏，不仅村里盖房造车（马车）需要它，就连京城朝廷也是不断出钱来采购。所以，孙守智家里的树更叫人垂延欲滴。一个深夜，孙守智睡得朦朦胧胧，忽然，外面响起了均匀有节奏的锯树声，果然是有人动手了。他蹭地从被窝里蹿出来，抄起一把铁钩杀将出去。
遭遇小偷，应该是毫不客气。
于是，见到贼人，孙守智二话不说，抡起铁钩就是一顿痛打。不一会儿，偷树的人已是肋骨断了四根，趴在地上不能动惮了。孙守智揪起一看，心里一紧，趴者原来是远房亲戚孙伦元。论辈份，孙伦元还是他的“叔叔”。孙守智摇了摇头，把他又扔在地上回屋了。岂料，孙伦元爬回家后，自觉无颜做人，便直奔房梁，上吊而死。
大清那会儿的法律，没把孙守智这类“动手”行为叫做什么“防卫过当”（我们容易想到他是不是防卫过当），只是奇特地叫做“斗殴”。“斗殴”，就是一般打架了，常事一桩。可斗殴伤人，处一百大板，另加三年徒刑。不仅如此，对孙守智还要罪加一等，加重处罚，因为，他和孙伦元有个亲戚关系，在亲戚关系里他又是小辈儿，孙伦元则是长辈儿。这般“殴打”，是坏了家族尊卑的上下关系。
这个案子里边的法律，昭示了古人的一个重要理念：家族尊卑为重。许久以来，这个理念搞得古人不仅在正的方面大力宣扬“长辈优先”，而且在反的方面严厉惩诫“小辈犯上”。此等传统异常牢固，就连当时嘉庆皇上提出异议，认为孙守智可从轻发落（因为孙伦元偷窃在先），也被刑部一班人马顶了回去。刑部及不少官吏都说：同是一个“伤人”行为，常人处罚轻一点，家族小辈成员处罚重一点，这个规矩不能破。
西方人，几乎从来没想起小辈与长辈的关系那么重要。他们以为，只要都是“故意伤人”，那就要一刀切齐，不得有个家族尊卑之类的东西“节外生枝”。所以如此，因为西方人老想着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老想着有“个人”才有“家族小辈长辈的关系”，以至在法律上老绷着“凡事一律平等”这根筋。
往深了说，古人强调家族尊卑之分，是为了家族稳定以至社会稳定，最终是个秩序的观念。而西方人喜欢个人平等，是为了社会公平从而使人们对社会有个稳定的心态，最终也是惦着秩序这个东西。
目的一样，手段不同而已。
三、思古父子相隐
这里的“隐”，大体上就是隐瞒的意思。
在法律上的“父子相隐”，是说如果当爹的犯事了，儿子瞒着，而如果儿子犯事了，当爹的瞒着。瞒谁？当然是官府。说起来，有罪了还互相隐瞒，瞒的又是官府，真是大逆不道。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