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1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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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不只是因为‘会审’案。”诺恩有些恍然，盯着陈文强，猜测着说道：“怪不得英国人想以让步来结束这场不抵抗、不合作运动，中国人的要求却在层层加码。”
陈文强莫测高深地笑了笑，说道：“我要达到目的，但也付出了代价，这场运动的成本并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能打击英国佬，成本倒是次要的。”诺恩的眼珠转了转，似乎在想着什么坏主意。
如果利用德国人的资金，在国内开展持续时间很长的抵制列强运动，借此排挤外国势力，为民族工商业争得发展空间，到底可不可行呢？陈文强探悉到了诺恩的思路，他也不好判断这样做所造成的反应。
不管怎么样，从抵美运动中，中国人学到了很多。显然，从国力强弱的衡量来看，中国人需要一种比义和团式的排外来得更老练、更成熟的手段。非暴力的抵制，哪怕是经济领域的微弱抵制，也能鼓励国内爱国热情的飙升，达到什么程度的目的，反倒是可以放到其次位置。
……………
第一百五十五章抵英，接手铁路公司
谈判，合作，签署协议，付诸实施……半个月的时间，陈文强都是在忙碌中渡过。与西门子，与克虏伯，与伏尔铿，与德国教育部……从合资实业，到德华理工大学，全方位的合作即便没有政府的名义，却也是德国科技、资本进入中国的最大规模，是历史性突破。
德国政府虽然大喜过望，威廉国王甚至称之为“德国资本在和平的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在国内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出于陈文强的意思，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英法等国对粤汉铁路的干涉。
但这并不影响德国政府对陈文强期望值的大幅提升，再结合中国正风起云涌的立宪风潮，似乎也显现出了陈文强从经济到政治越来越重的分量。
而陈文强似乎也正在显示出自己的野心，交结封疆大吏，引领立宪派运动，扩大商团武装，建立铁路巡警，甚至聘请了克虏伯的技师，有在崖州造枪造炮的打算。
满清中央权威在削弱，这是眼见的事实，在庚子事变时，东南互保已经显出了地方势力强大，有离心倾向。所以，即便陈文强不能在朝廷中枢具有话语权，但在某些地方，主要是南方省份的实力，也将为德国增强在中国的影响力创造很多的便利条件。
以西门子为例，如果没有陈文强的大力引进和推广，就不可能在众多的中国大城市开展业务，在中国的电气市场拥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支持陈文强，扶植在中国的代言人，这几乎成了德国政府的共识。当然，这也和陈文强的名望、能力、思想倾向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无能的“阿斗”是不会被人关注，不会有人扶持的。
而对于陈文强。他确实比别人更有清醒的认识。与德国工商企业的全面合作，固然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但能够被人利用，说明你多少还是有点价值的。人生于世，怕就怕一点儿价值也没有，求人利用都不可得。
就象现在被利用的上海滩的底层人物。他们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各个阶层的华人实行无限期总罢工，后果则是公共租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菜没处买，车无人拉……势大傲慢的英国人蓦然发现。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那些被他们鄙夷喝斥的又脏又穷的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强硬正在招致公共租界内美、德、俄、法、日、荷等国驻沪领事馆及侨民的不满和批评。
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因为时间的持续而有所缓和，对英国和英国人的怨恨不满正在脱离肇事之端的“公审案”，鸦x片、赔款、割地……涉及到的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正在诉诸报端，激起的似乎将是不亚于抵美运动的风潮。
显然，这场风潮的掀起和扩大有着幕后力量的支持，如同抵美运动一样，没有金钱的襄助。中国人将无法承受抵制的成本。上海商会肯定是资金的提供者之一，还有没有别的势力掺和其中。借机获利呢？
随着陈文强主导的与德国工商企业，包括德华银行的一系列合作，英国人严重怀疑这场运动背后有德国人的影子。而就在他们还不能确定，且没有做好再进一步退让的准备时，陈文强却已经准备停当，赶到长沙。宣布奉总督张之洞之命，接任湖南省粤汉铁路总办，即刻召开董事局会议，商议公司诸项事宜。
与此同时，媒体舆论也紧紧跟上。开始为陈文强造势。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之前对各铁路公司的批评指责只是铺垫，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陈文强方便接手。
股东大会尚未召开，陈文强已经接连出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是立刻废除民怨矢集的“租股”、“房股”，已收的租股、房股由公司偿还给百姓；其次是在报纸上公布了新章程：将湖南粤汉铁路公司以前所抽所招各股，改换为新股票，仍照原定利息按时给付；路成之后，一律分给红利；其有不愿领换股票者，即将原股如数给退。
大清国的铁路虽然号称商办，但因为民间资本薄弱，比如川汉、粤汉等铁路公司，还是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如强行向农民征收“租股”等，铁路公司因此而成为“二政府”。
即使在商业资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苏铁路公司，管理上股东权益旁落也是普遍现象。各铁路公司管理混乱，财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办的性质又使其逃脱了官方监察机构的监管，民营铁路公司成了这些高管们的小金库。如果收归国有，不仅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且为收购而准备的清产核资，将会令他们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于天下。
显然，陈文强是有备而来，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岂能轻易屈服，一场争斗在所难免，鹿死谁手，谁又能提前知晓？
…………。。
“陈文强，之前只闻其名，洋务似乎娴熟，其他倒不了解。此番前来，看似准备充分啊！”原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王先谦纠集了亲信党羽，紧急商议对策。
王先谦，对外号称著名的儒学大师，任总办之前担任着江苏学政的职务。但他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出之而后快。所以，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早已不是依赖他曾经当过江苏学政挣来的那个官级，而是利用铁路公司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第二政府。
以爱国为号召，王先谦先是鼓动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又号召湖南人民踊跃购买股份、爱国救国。而他本人却在高喊爱国口号的同时，死死捂住钱袋子，盯上了免费的“干股”——“有问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为总办当坐分红利，何须入股”。
而由他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权力强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盐厘，又以公司为利薮，以公司之款。为行乐之资。而坐办总理余肇康与王先谦狼狈为奸，以至湖南之铁路公司开办至今，修路“只动三锄”。而筹集的路款，却被他们纳入私囊，“股东无账可查，湘绅无敢过问”。
现在，陈文强悍然接手，可谓是砸了这些人的饭碗，使他们不能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此人有总督大人支持，又挟巨资而来，显是不易对付。”余肇康指着报纸上的文字说道：“看看，本以为能从其借外债修铁路寻到把柄，但这外债借得，商借商还，不涉路权，利息又低。令人无从攻击啊！”
老子就是借外债修铁路了，陈文强不怕别人知道。还生怕别人不知究竟而生误会。但谁能争取到如此优惠的贷款，谁能不丧路权而举外债，何况抵押的是陈文强的工厂企业，你还能说出什么反对理由？
“最可虑者乃是他还有铁路巡警总办的头衔，还带来了数百巡警。”王先谦说到枪杆子，不禁缩了缩脖子。显是心惧不已，“依我看，暂时先不要与其正面冲突，可以长远打算。”
“但陈某人提出的条件万难接受。”金董事忿忿地说道：“只偿股金，经营已用之款如何处理？难道要我们自付吗？”
这位金董事。是在官商两界游刃有余的高手，也是铁路公司一大蛀虫。他“利用官威，以箝制股东，稍与辩论，辄架破坏商办大题，反噬挟制，凶悍险诈，无所不至。盘据把持。股东查账，又藉词票举，以图抵制”。
而金董事所谓的已用之款，一部分是正常经营，但大部分却是被这些蛀虫挥霍、挪用、贪污掉的资金。金董事的意思很明显，退让可以，但要“保存现存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要让新公司来补上亏空。
陈文强虽然有吃点亏但能顺利接手的打算，但在未盘清家底前，他却不想贸然作出决定。况且，留着这个亏空的小尾巴，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便是借机立威，震慑宵小。
如何在“公平”与“平均”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陈文强所要考虑的难点。而湖南则是鄂湘粤三省中难度最大的省份，也是三省中唯一收取租股的。一方面，湖南铁路的资本金大多数来自强征的租股；另一方面，铁路没修几里，却在所谓的经营上亏损了很多。
湘省铁路公司当然希望陈文强能将这个窟窿补上，而这对陈文强来说还在两可之间。他的计划，就是先解决湖南，然后是湖北和广东两省，他的智囊团已经定出了“湘路先了，鄂路次之，湘鄂厘定，不怕粤事不定”。
“保现存之款，求还已用之款。”王先谦沉吟着点了点头，说道：“此亦不失全身而退之法。”
“若是他不答应呢？”余肇康不无疑虑地问道。
“那便发动绅商百姓，与陈某人斗上一斗。”王先谦冷笑起来，“他到底是外来人，若是在湘省激起民变，总督大人也未必能保得住他。”
既得利益者们往往巧妙地将自己藏在了民意的石榴裙下，本是政府、绅商、民众的三方博弈，经常被他们变成了政府与民众的博弈，而他们则不仅是幕后操纵者，甚至还是裁判。在掌握了舆论权的既得利益者把持下，那些胼手胝足、真正承担着改革成本的小民百姓，是沉默的一群，也是总能轻易“被代表”的一群。
“民变？”金董事嘿嘿一笑，阴险地说道：“没错，就是这一招儿。要是闹腾得大了，说不定还能把铁路公司再夺回来呢！”
“那就先串连串连，在董事会议上群起发难，让姓陈的焦头烂额。”余肇康一拍大腿，也兴奋起来。
王先谦抚着颌上胡须，笑着连连点头，觉得强龙难压地头蛇，陈文强也未必能斗得过他们。
………………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陈文强的锋芒直指湖南，便是想趁着湘省铁路公司这些蛀虫还没兴风作浪，一举打掉其首脑人物，其他的小虾米就好对付了。
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他手中有总督张之洞的谕令，从上海调来了三百商团暂时充为铁路巡警，事先还进行了大量的秘密调查，更通过他的江湖身份，通过兴义堂联络上了湖南省江湖帮会的一支——齐天会。
黑白两道的势力都调动起来，陈文强不可谓不重视。为了尽量避免愚民百姓被煽动蛊惑，他不仅赞助了湖南宪政同志会一大笔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