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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5章

重生一九零二-第2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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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武器弹药,看来你是想装备巡警之用了。”吴禄贞沉吟着说道:“还要从琼州调拔兵力,现招募现训练的话,成本更高。”

“剿平盗匪,既能抓住武力,也能拓展财源,算是能一举两得的事情吧!”陈文强缓缓说道:“徐春山和李家俊,派出一个或两个作我的助手,他们是会党出身,应该会有不少的便利。崖州的兵呢,也该拉出去锻炼锻炼。”

“人呢,给你没问题。”吴禄贞撇了撇嘴,说道:“兵呢,也能拔出千八百的,可这锻炼就不必了。你以为他们是清闲的,我这个琼崖兵备道啥也不干吗?你问老万,琼州的会党、盗匪可是被剿得差不多了。”

“上官很欣赏老吴的才干,原来或许还有些怀疑警惕,现在应该也都全消除了。”万福华笑着说道:“张人骏还有意升老吴作广东陆路提督呢!”

“陆路提督?要复设了吗?”陈文强对此还真不知道,疑惑地问道:“张人骏什么意思,要分李准的权吗?”

历史上,广东远离清朝统治中心,作为南隅一角,为地方势力割据提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清朝立国之初,便设广东提督一职,为肃清叛乱、安定地方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支持。同时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地方总督巡抚的军事压力,并分立了两者的地方大权,作为清廷戍守地方的统治工具。

因广东提督军务繁忙,分身无暇,康熙年间,朝廷又分设广东水师提督一员,驻顺德;嘉庆十四年,改陆路提督,复置水师一人,驻虎门;光绪三十三年,又并为一。

现在广东只有水师提督李准,不仅统领各江水师和巡海兵舰,还兼着广东巡防营统领,可谓是陆军、水师全都掌握在手中。张人骏想设陆路提督,不得不让人想到要分李准的权,或是对李准不满。

“或许有这样的意思。”吴禄贞猜测着分析道:“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李准现统兵于防城、钦州一带,广东防守有些虚弱;比如同盟会在黄冈、七女湖发动起义;比如盗匪猖獗,省城不安等等。”

“或许对新军也不尽放心。”陈文强渐渐捋清了思路,“在西南,广东新军被渗透,未及发挥作用便被瓦解,恐怕给张人骏敲响了警钟。”

“应该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万福华表示赞同,说道:“只是琼崖兵备道这个官职事关琼州基地的安危,老吴不能擅自离开。”

“徐春山和李家俊不能接任吗?”陈文强疑惑地问道:“张人骏要派何人?”

“广东巡防营统领吴宗禹。”吴禄贞嘿嘿一笑,说道:“要是徐春山或李家俊能接任琼崖兵备道,我倒是很想去广东再拉出一支人马。”

“这样确实不宜离开。”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那就由我去广东吧,巡警,我要让他们比军队还厉害。”

“剿灭盗匪可不比领兵打仗轻松。”吴禄贞指了指那厚厚的资料,“你回去仔细看看,广东的匪患可是非常复杂,单凭军事手段,怕是很难剿平。”

“有那么严重。”陈文强对此并不是十分相信。

……………

第二百一十八章都是二号人物

十九世纪末期,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的表现之一。

“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此番言论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清末广东盗匪问题严重性的舆论倾向。

而官方也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且多方渲染。“粤东山海交错,民精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广东素称多盗,近年日益加厉”。

那清末广东的匪患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呢?据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三十年(1904年),“贼匪堂号以数十计,人数以千百计”。到了清末的最后十余年,治安更是恶化,一年之间劫杀案竟多达三千余件,其中无力纳衙规或畏匪寻仇不敢报案者,更不胜数。

因此,广东或许不是盗匪最多的省份,但清末广东无疑是盗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没有出现过成千上万盗匪大军流动作战、攻城掠地,大范围席卷城乡的情况,但广东各地股匪、匪帮众多,却造成了“遍地皆匪”的局面。

而且,由于广东盗匪手中拥有不少武器,且不乏新式利器,使盗匪更难对付。有舆论便说:“顾何以广东之盗肆无忌惮一至于此?则以广东之盗党亦有军火,足以与官军抗衡也!”

陈文强细细看过资料,确实是触目惊心,但他并不准备放弃。广东,将是革命的基地,社会治安是早早晚晚要加以安靖的。况且,他从中还看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也明白了为何吴禄贞会被解除怀疑,被视为朝廷的忠臣。

思想上的偏差,行动上的乖离,使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团体视会党为依靠的重要力量。而广东会党与盗匪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对会党的发动便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盗匪卷入革命运动。

比如一五年筹划的广州起义,北江一带著名盗魁梁大炮便号召北江会党参加;一九零零年。兴中会再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并约东、西、北三江象王海、区新等诸盗首驰会应合;便是最近的七女湖起义,邓子瑜是发动陈纯、林旺、孙稳等绿林、会党起事,其中孙稳便是“平日以抢劫为事,乡里迭遭其害,妇孺皆知的剧盗”。

这样一来,会党、盗匪便几乎与革命党划上了等号。首附革命者固托革党以自豪,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朝廷奏称:“广东盗风炽甲于他省,纠党置械。显著逆谋”;张人骏亦指出“广东盗贼、会匪猖獗,勾结革党,暗立师团,约期起事”。

正是这样的原因,吴禄贞在琼州打击会党、剿灭盗匪,便会被视为与革党为敌,痛恨革命党之辈。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陈文强并没有丝毫的迟疑。甚至更增强了他的决心。如果打家劫舍、图财害命匪盗也能披上革命的外衣,那才真是污辱了革命。舆论的攻讦是免不了的。但他在乎吗?在民间得到的赞扬才是多数吧,尽管老百姓并不掌握话语权。

资料不少,但还是显得粗疏,主要是关于如何清剿盗匪的办法和措施。之前官府采取的清乡,虽然规模、声势都不小,显然收到的效果并不理想。

陈文强不想多费脑筋。虽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路,但他还是把这个工作交给总参谋部,让他们研究制定出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粗疏一些,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澳门外海。

风不大,海水略呈暗绿色。似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青翠的草原。水面上荡漾着一朵朵银白的浪花,海燕贴着水面低飞觅食,海蜇象一把把肉伞似的在水中探头探脑地漂浮……

与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的会面便是在停泊于外海的轮船上,陈文强依旧化了装。这不是他信不信任黄兴,而是他将要进行的工作会对同盟会等革命团体造成打击,招来痛骂,所以,还是不要暴露得太早为好。

两位二号人物的握手,或者说是两位实行者的会面,是否具有历史意义还不得而知,但起初的寒喧还是很和谐、平和的。都是有素质的人,即便心中有所不满也要维持表面的礼貌。只不过,这种平和的气氛随着谈话的展开和深入而变得紧张起来。

“同盟会虽有些内部纷争,但大局还是稳定的,贵会此时提出联合,实质上却是吞并。难道同是革命团体,却非要互相倾轧?”黄兴的脸黑了下来,对陈文强的提议显然十分不满。

“我说联合,你说吞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陈文强淡淡地说道:“当初同盟会成立时,兴中会与华兴会是联合,还是吞并?复兴会引导的革命正深入发展,整合各方革命力量,团结各方革命同志,我看没有什么不妥?若黄先生执意说是倾轧,那只能说明黄先生不是忠于革命,而是狭隘地忠于个人或团体。”

“复兴会发动革命,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赞叹。”黄兴缓和了下口气,说道:“但若说是联合,贵会应与孙先生商讨,私下与黄某接触,甚是不妥。”

“孙先生是中华革命党,我现在谈的是东京同盟会。”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当然,日后革命者大联合是必然的,只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

“孙先生依然是同盟会总理。”黄兴的脸又沉了下来,“避开孙先生谈联合,便是内讧、反叛。”

“原来黄先生是效忠孙先生,不是效忠于革命理想。”陈文强嘴角上抿,微露嘲讽,“同盟会的章程里好象并没有会员不准退出的规定吧,那黄先生所说的反叛就不能成立了。我今天与黄先生会面商谈,本意是联合革命同志。推进革命进程。若黄先生执着于小团体,效忠于某领袖,那此事就作罢。革命嘛,又不是非你们不成,你革你们的,我革我们的。嘿嘿。要我看,我们革命成功的希望比你们要大得多呢!”

“复兴会很有实力,难道这就是你们挖其他革命团体墙脚的依仗?”黄兴冷冷地回敬。

“挖墙脚?”陈文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们一没有金钱收买,二不用高官引诱,我们只是给革命者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他们愿意投身其中,愿意为革命而战,愿意为推翻清廷而战。不象你。打着忠诚的幌子,实际上呢,却是在蹉跎岁月。说得不好听的话,那就是说得比唱得好,实行却一事无成。”

黄兴有些被激怒了,瞪起眼睛想争辩反驳,陈文强却挥手打断了他。

“自私自利,我只能这样评价你。”陈文强伸手遥遥一指。“我们复兴会领导的革命军正在为推翻清廷而浴血奋战,正在为实现革命者共同的目标而流血牺牲。你呢。不思投身其中,还要阻挠别人去为革命贡献鲜血与生命。今天在这里,我与你商谈,并不是有求于你,革命也不是非你而不能成功。而是本着一片热忱邀请你参加,给你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实话说吧。我已经命令本会的东京支部注资《民报》两万元,并向东京同盟会的会员发出邀请,希望有志于革命的志士加入复兴会,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奋斗。”

“不仅仅是你们同盟会,还有分离出来的光复会。”陈文强从椅子中站起。高大的身材再加上他坚定的声音,给人一种威压之感,“我们诚挚邀请他们共商革命大计,更欢迎他们前往革命根据地,为革命尽一分力。”

黄兴眉头皱得紧紧,他知道此时东京同盟会的纷乱,以及《民报》的窘迫和主编章炳麟的愤怒。

原来,汪精卫受北辰之命从南洋来到东京,完全撇开章太炎而秘密筹备《民报》复刊的事,并自行编辑出版了一期《民报》。而孙中山一方面对章太炎请求援助《民报》极为冷淡,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面为新加坡倡办的《中兴日报》筹集资股,确有以《中兴日报》取代《民报》的意向。可见,北辰主观上已将注意力向南洋转移。

听到这些消息,章太炎怒不可遏。尤其是汪清卫在东京续办的《民报》,对他刺激更大。在陶成章的鼓动下,他撰写了致美洲、南洋等处的公函,径直题名为《伪(民报)检举状》,并且印成传单,派人散发各处,还在东京《日华新报》揭载。

随后,作为反击,一股攻章浪潮猛然兴起。香港《中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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