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2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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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力了解多少？我们现在有多少人马？可堪一战的又有多少？”
停顿了一会儿，黎元洪开口说道：“北洋军每镇约一万两千五百人，当面清军第一军有两镇并两个混成协，共约有三万余人；我军主力约有六个混成协，并湘军、赣军援鄂部队，共有约七个协，与北洋基本相当。听总司令说，广东还会有部队陆续抵达，这样的话，兵力应该是占优势的。”
在西南经过实战考验的四个混成协，广东新军的一个混成协，以及湖北的一个混成协，算是主力，吴禄贞是比较放心的。湖南、江西的两个标，也是正规部队，不是民军可比。
依着这样的部队，再有防守的优势，吴禄贞认为是可以与北洋军打一仗的。
“敌人是很强，但并不是不可战胜，我们也并不是就要害怕。”吴禄贞淡淡地笑道：“详细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兵力、装备、士气，作出最有利于我军的作战计划，让革命军战士尽量少流血，才是你们军官的职责。”
停顿了一下，吴禄贞继续说道：“敌人火力强，训练好，依据堑壕阻击敌人，虽很呆笨，却不失为抵消敌人炮火威力，减少我军损失的好办法。这样一个战壕系统，可以使敌人的攻击即便奏效，也很难一下子全部突破。而两军纠缠于战壕争夺战，北洋军的火炮和机枪就无从发挥威力了。”
“这一仗不在于消灭北洋军，而且我们现在也确实没这个力量。此战我们一要打出革命军的气势，让北洋军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二要尽量争取时间，为其它省的独立创造有利时机；三要借战练兵。因为，革命军会越打越多，力量会越打越大。”
众人似懂非懂地纷纷点头，从吴禄贞最后的结论可以看出，虽然他对北洋军很重视，但却并不是害怕，而是相当有信心。（未完待续。）
第二百零六章人心恐慌，大战难免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相比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转型。
同样的，一九零九年爆发的革命，虽然还没有显现出松缓的迹象，但真正能左右时局的幕后者，却并没有大打出手的打算。
但硬碰硬的一仗是很有打的必要的，只有明白对方的力量，才会真心地用妥协、商谈的方式解决问题；也只有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才能在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反观革命的一方与清廷，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并不仅仅是南下镇压的北洋军还处于袁世凯的遥控指挥之下，没有什么热情，或者说是拖沓延宕。在京城，乱象更生，让人看不到清廷内部同心协力的样子。
革命初起，清廷便决定出兵镇压，由荫昌前往。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但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心生畏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但复兴会的内线却传出谣言，说清廷南下的军饷不足，没有持续打仗的资本。
清廷的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个消息倒也不算都是造谣。所以，老百姓对这个消息是很相信的，认为朝廷没钱了。既然如此，自己存在银行的钱就不安全了，开始纷纷到银行取钱。
老百姓如此做倒也无可厚非。但取钱最起劲的竟然是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两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
带头，清廷的其他官员也纷纷仿效，完全没有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觉悟。不仅取钱，很多人还开始逃难。
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飞速攀升，米价也随之上涨。
伴随着这些乱象的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都听到谣言，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南昌沦陷”，明天写的“无锡沦陷”，过后一个星期就都变成事实。
乱象、谣言、恐慌……清廷内部呈现的是树倒猢狲散的景象。北洋军已经南下，后面却已经在各自做着打算；民间则是不看好朝廷，这个时候很多老百姓又想起自己是汉人了，都觉得满人太少，汉人几十人打一个。打胜似乎可以预期。
一个曾经的所谓大国，竟然没钱，准确的说是国库没钱。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了，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而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
如此窘迫的财政，立刻把清廷的形象毁得差不多了。很多低级官吏也想逃难，可工资不发，连路费都没有，只好去当铺典当凑钱。官吏如此，老百姓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也就不言而喻了。
特别是南方诸省纷纷宣布独立，不管是宪政派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革命军切实掌握控制的地区，反正这一份份独立通电，就如一记记重拳狠狠击在外强中干的清廷头上。
而由于革命军方面的积极争取，加上清廷海军主要根据地上海的光复、驻沪海军投向革命政府，最后安徽宣告独立，整个长江下游除南京外，竟再无补给之地，江中军舰的煤粮供应也发生了困难，这些因素终于促使泊于江面的海军官兵决心起义。
同时，汤乡茗又收到了其兄汤化龙的密信，说到革命军政府很器重他，有意让其担任桂省或闽省的民政总长，促其“起义立功，趁早勿晚”。
“海琛”舰正电官张怿伯、二副杨庆贞、三副高幼钦等人，“海容”舰正电官金琢章、枪炮官陈世英，“海筹”舰正电官何渭生、二副沙训龄、教官佘振兴等人又进行了广泛联络，一些舰的管带、帮带得知后也予以默认。
在此情形下，汤乡茗率“海容”、“海琛”、“海筹”等舰拔锚，到达九江。各舰都降下了清朝龙旗，悬挂起白旗，表示归顺革命。
如此一来，长江防线便非常牢固，革命势力与清廷划江而峙的局面几近形成。
紧接着，复兴会发表了致全国人民书，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邀请已独立各省及上海派出代表赶赴广州，参加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共商国事。
同日，吴禄贞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武昌发布命令，呼吁独立各省的军队迅速安定地方秩序，以保证民众安全为要，禁止倾轧与互相攻击，一切待临时政府成立后协商解决。
同时，又向各省军政府发出联合作战通告，希望各省军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增援武昌军政府，共同打击并消灭忠于清廷的反动军队。
江西军政府首先响应。先抽调一协军队增援武昌；湖南军政府也很快作出决定，首批援鄂军一千七百余人由王隆中率领自大西门码头乘船出发，各界代表至河岸欢送者达数百人；另外，广东军政府派出张醁村的混成第三旅，出发援鄂作战。浙江军政府则组织北伐军，决定克日北上。与李燮和的淞沪革命军联合进攻江苏，光复南都，以为武昌之策应。
革命在蔓延，在发展，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
“……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基础是美国式的，无论是财政支持、革命理想、政治体制还是革命精神，都来自美国；美国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革命运动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定的决心，人们决心为共和主义而奋斗。虽然能否成功还值得怀疑，但什么都无法阻挡人们的努力……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复兴会崛起的势头难以阻挡，包括江浙财团、南洋华人世家、本国的一些财阀都在支持它。”——摘自《美国公使嘉乐恒发给美国政府的电文》
“满清之前途，实属黑暗，本国人民，多不信服……我国遇英人性命财产危险之时，应用全力保护，然无论如何办法。总不能稍使越此范围之外……此次革命军举动，秩序井然。并于外人利益非常尊重，与从前此等乱事，大不相侔……复兴会首脑陈文强昨日派人拜会了驻上海各国领事，希望各国政府能够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并透露广州临时政府已经得到独立各省认可，将统一协调南方诸省的革命行动。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同日，复兴会之领袖宋复华于广州宴请了各国商团代表，欢迎各国商团在遵守临时政府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革命军实际控制的粤、湘、桂、滇等地区进行投资，并分发了广东军政府的发展纲要和工商政策。美国商人表现活跃，对即将兴建的柳州钢铁厂、即将扩建的海南橡胶园颇感兴趣……”——摘自《英国公使朱尔典给外交大臣葛雷的电文》
“帝国政府自中国骚乱开始以来，即坚持这样的原则：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必须首先让中国人自己建立秩序。但是，如果发生象是不可避免干涉的情况时，按照帝国政府的意见，这一干涉只能由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一般列强经过协商后共同实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希望避免个别国家单独行动，借此获得特殊利益。”——摘自《德国外交大臣齐谋门的报告》
“在目前情况中，为我国利益起见，对中国问题，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适宜时机……建议我国暂时采取中立而静观形势发展的态度，希望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中国蔓延，从而阻止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积极采取步骤强化对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控制。”——摘自《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向沙皇上奏书》
“不仅在满洲，一方面要维持现状防止侵害，一方面掌握时机力谋增进日本的利益；而且在整个中国也要随机应变，谋求日本的优势地位。如果中国内部敌对行为继续发展，日本政府认为有考虑干涉的必要。但如果要采取这一措施则必须得到英国的同意，若发生重大问题由两国共同负责。”——摘自《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向天皇上奏折》
虽然各列强经过协商，暂时没有同意将革命军视为交战团体。但却发表了严格中立公告，并决定将中国海关的全部税收置于总税务司之下，避免革命军把作为对外赔款和外债担保的关税移作军费，同时，也宣布停止对清廷的所有贷款。
各列强能够基本上一致采取中立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的矛盾和斗争越来越激烈，正如法国外交部长所说：“即令干涉政策为局势所必需，但欧洲的利益要求各国在中国一致采取保守的政策”。
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有较大倾向性，虽然也表示采取“中立立场”，但应清政府的请求，日本政府决定由日本商人向清政府提供军火。它担心一旦新政权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