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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半个世纪的改革变迁:世道-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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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据当然好。粮食是他一个人贪污的,到哪儿找证据呢?”
  胖刘献计说:“我看韩天寿态度不错,能不能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大义灭亲?他听你的。”
  武云英觉着胖刘说得有理,就把韩天寿叫来。韩天寿不知武政委找他干什么,来了就恭恭敬敬地站着,等着武云英吩咐。武云英却故意什么也不说,韩天寿沉不住气了。怯怯地问:“武政委,找我有事?”
  武云英悠然地吸着烟说:“天寿,听说韩大有是你叔,他的态度你也见了,在事实面前拒不交待。有人说你在背后给他撑腰……”
  一句话把韩天寿说得胆战心惊,赶紧表白:“武政委,你还信不过我吗?那天我还面对面地和他斗争呢。”
  “有人说你是明批暗保,瞎乍唬。不能光空喊,要揭真的。”
  “真的?”韩天寿为难地说,“我确实没掌握着他有什么证据。”
  “这么说,你是不愿跟韩大有划清界限了!”
  “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
  “这就要有行动。你肯大义灭亲吗?”武云英说,“天寿,韩大有是你叔,他往家拿粮食你能不知道吗?现在就看你是不是真革命了。”
  韩天寿不再言语了,思想斗争得很厉害。揭发韩大有吧,确实没什么问题。再说他是自己的叔,不仅救过自己的命,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良心上过不去。不揭发吧,又怕失去武政委的信任,那将对自己大大的不利。他思忖了片刻,对武云英说:“武政委,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我就全说了吧。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这保管员也经常往家偷粮食,特别是低指标那几年……”
  “天寿,要革命就来彻底的。不能光笼统说,要揭发具体的,何年何月何日,从库里往家拿回多少斤粮食?用的什么家什?拿的什么粮食?是小麦、谷子,还是高粱?都要一一说清楚。”
  韩大有根本没往家拿过一粒粮食,韩天寿也就没法具体揭发。他苦思冥想了半天,在武云英一再敦促下,开始凭空编造了:“那是一九六零年春天,各队的食堂停了火,家里又没吃的。大人挨饿还能忍,我那两个孩子成天哭着喊饿。他看孩子可怜,就趁月黑天从大队库里弄来一布袋麦子。从此,正忙和正香再也没有挨过饿。”
  武云英听着记着,插嘴问:“你想想,具体是哪一天?他从大队库里弄到你家的麦子,大概有多少斤?”
  韩天寿翻着白眼想了想,说:“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正忙生日。他还说,要给正忙过个好生日呢!这布袋麦子有多少我没过秤。反正满满的一布袋,大概有一百三十斤吧。”
  “好!”武云英高兴得叫起来,“你马上打证明。”
  韩天寿心里嘀咕了一下,“还要写证明?”
  “那当然了。韩大有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韩天寿迟疑了片刻,还是写了证明材料,还摁了自己的手印。
  武云英有了韩天寿这颗“子弹”,立马组织对韩大有的小战斗。在这个攻心会上,韩天寿为了讨好武云英,硬是昧着良心,当面揭发了韩大有的贪污问题。韩大有气得浑身哆嗦,破口大骂他混账,当场气昏过去。
  即便这样,韩大有也没交待。武云英气愤地说:“韩大有你这个混进党内的特务,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盗窃集体的粮食,你要不彻底交待,就新账旧账一齐算!”
  这次没有让他回家,关在了大队一间闲房子里,由民兵看守着。
  韩大有一夜没睡,越想越觉得冤枉。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侄子会无中生有地栽脏陷害他,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趁着看守打盹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在窗棂上挂了干菜。
  早晨,看守的民兵发现韩大有上吊了,惊慌失措地来工作队报告。武云英赶紧去看,只见墙壁上用鲜血写着:“我一生清白,冤枉!”
  石大夯听说工作队把韩大有逼死了,气愤地找到武云英质问:“你们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把这么好的干部整死!”
  武云英冷冷地说:“他是畏罪自杀,咎由自取!”“他一身清白,何罪之有?”
  “有罪没罪,你去问韩天寿吧。”
  当石大夯证实是韩天寿无中生有地诬陷韩大有贪污了一布袋麦子,破口大骂韩天寿:“你为什么拿屎盆子往你恩人的脑袋上扣啊!你还是人吗?”工作队逼死了韩大有,石大夯的肺都气炸了。韩天寿诬陷韩大有贪污集体粮食的依据是,低指标那年别人都饿得瘦瘦的,他却胖胖的。他骂韩天寿:“你叔哪是吃得胖啊,是饿得浮肿病!”他的气不出,又找到李碾子,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搞运动,纯粹是胡作非为。我要到县里去告他们!”
  李碾子劝他说:“眼下正在风头上,告也是白告,先忍了吧。”
  “忍?看他们把村里搞成啥样子了!”石大夯额头上的青筋暴突起来,把脖子一拧说,“文件上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把咱村的干部都看成坏人了!”
  李碾子拦了半天也没拦住。第二天天还没亮,石大夯就骑上自行车去县城了。
  东堤下村到县城三十多里。大夯心里有气蹬得飞快,到城里才七点钟。
  他想去找道鲁子凡。如今鲁子凡已当了副县长。他知道鲁子凡上班早,就直奔他的办公室。
  鲁子凡刚要锁门出去,见石大夯来了,忙往屋里让他。大夯看他心神不定的样子,就问:“还没上班,你这是去干啥?”
  鲁子凡说:“现在县直也在搞四清,九点钟地委四清工作总团政委来给俺作报告。我提前到林业局给他们安排一下冬季造林的事。”
  大夯不愿打扰他,可又去找谁呢?正犹豫着,鲁子凡问他:“你这么早来干啥?有事抓紧说。”
  “我是为四清的事来的。”
  “四清有问题吗?”
  “工作队进村后,一个大会也不开,几十号人成天神秘兮兮地搞什么扎根串联,像特务似的搜集干部们的问题,干部们天天集合挨训,不管台上台下的,统统是挨整对象……”
  鲁子凡见石大夯满肚子气,规劝说:“四清是革命,你不要计较。要好好配合工作队,把运动搞好。”
  石大夯生气地说:“他们一进村,就把我一脚踢开了,还让我停职检查。你说我怎么配合他们!”
  鲁子凡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思忖一下说:“四清工作队都是外地人,不了解你。再说,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问题,你别计较他们的态度,赶紧回去好好检查吧。”
  “你叫我回去检查?你也怀疑我有问题?”
  鲁子凡叹口气说:“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石大夯想,莫非老鲁挨整挨怕了?你怕我不怕。我非较较这个真不行!”他知道鲁子凡到林业局还有事,说了句“你忙你的”,就出来了。
  鲁子凡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声喊:“大夯,中午让习之给你包饺子。”
  大夯哪有这份闲心!头也不回地走了。
  石大夯没有回村,直接去了地委。他知道陈列夫当了地委副书记,了解他们村的情况。这么一想,蹬着车子就非常有劲。虽然一路呛风,六十里路半天就到了。
  进了市区,他径直找到地委大院。刚往里走,就被传达室一个老头儿叫住了:“同志,你找谁?”
  大夯理直气壮地说:“找陈书记。”
  那老头上下打量他一下,看他一身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知道是庄稼人。冷着脸说:“办公时间不会客。”
  “我有急事。”
  “有事到信访办去说。”那老头给他指了指对过那个牌子: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
  石大夯心里骂道:“真他妈的,人倒了霉是个坷拉就绊脚。”
  他知道信访办是专为领导挡驾的,根本不解决问题。于是对那传达说:“我就找陈书记。”
  石大夯的口气表现得有些强硬,那老头态度倒好些了,问他:“你认识陈书记?”
  “何止认识,还是老伙计哩。”
  那传达见他这么说,差点笑出声来:“你凭什么跟陈书记论伙计?我碰见这样的事多了。有的说跟领导认识,有的说是朋友,还有攀亲戚的呢,真是‘无权大街无人问,有权都来攀远亲’呀!其实都是冒充。”大夯说:“不信你就给陈书记打个电话,就说有个叫石大夯的找他。”那老头搪塞不过,只好给陈书记打个电话,陈书记果然让他进去,就一个劲地道歉。
  陈列夫瞅了大夯一眼说:“大夯同志,看你像刚出笼的包。跑这么远,一定有什么事吧?”
  “我是来告状的。”大夯开门见山。
  “告状?”陈列夫一惊,“告谁的状呀?”
  “告四清工作队。”
  陈列夫猜透怎么回事了,也没问他上告什么问题,就说:“大夯同志,你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
  大夯不爱听大道理,打断陈书记的话说:“陈书记,不是我不能正确对待,是他们不按政策办事。”
  陈列夫截住他的话说:“运动嘛,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都整出人命了!你管不管?”
  陈列夫这才耐心听大夯把村里的情况讲完。他沉重地长出一口气,说:“大夯同志,你反映的问题值得注意,但这种事发生在运动中也是难免的。我劝你还是要正确对待,特别是要正确对待自己。这些年,你可能受表扬太多,听不得逆耳之言了。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大夯觉得陈书记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心想,他和武云英都是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是一条线上的人,怎么会为农村干部说话呢?官官相会呀!他感到心灰意冷,二话没说,抬屁股走了。
  他觉得无路可走了,脑袋乱乱的。回去吧,事情没个结果,反而挨了一顿批评。开弓没有回头箭,告就告到底!他想去省城,又怕他们和地委穿一条裤子。政策是中央制定的,干脆去北京。他瞅瞅太阳快晌午了,也没吃饭,肚里满得也吃不下,跑到火车站把自行车存上,买张票就去了北京。
  到北京站下车后,已经华灯初放。石大夯没有兴致欣赏这美丽的夜景,想找个旅馆住下,又不知哪里有,再说住旅馆还得花钱,干脆在候车室凑合一宿算了。
  北京站晚上也不清净,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尽管他找了个长条椅躺下,人声嘈杂得也睡不着,天不明他就起来了。他得赶快去找党中央,左打听右打听,终于找到了中南海。他原想中央机关一定平易近人,没想到那大衙门更是戒备森严。大门外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见他往里走,“啪”地向他打个敬礼,“同志,你找谁?”“找中央。”“你找哪个部门?”这一问把他问住了,只好实话实说:“我找管四清的。”那解放军又问,有介绍信吗?他说没有。那人又叫他去信访接待站。他想:“怎么层层有这拦路虎?犹豫了半天还是去了。
  到了中央信访接待站,接待他的大白胖子态度很好,让他坐下把情况说了说。那人没置可否,对他说:“现在全国农村都在搞四清,你有问题就老实交代,没问题也甭害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一听又是打官腔,没有听完就告辞了。
  他感到悲哀,自己这个雇工出身的农村干部,赤胆忠心跟党干革命,如今受了冤屈,竟没一个人给自己撑腰做主。大夯真的感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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