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一)-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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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曾指出，只有野蛮部落的人才避讳，领袖人物如果名约翰，则改称Ju hquil，如果名乔治，则改称Georgquil。随着野蛮程度的降低，文明程度升高，避讳也就绝迹。中国则不然，在这个巨大的酱缸之中，避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泛滥。发生在十八世纪清王朝的一系列的文字狱中，就有几桩跟疯狗屁股有关。像王锡侯先生，他在他主编的字典里，遇到玄烨（清王朝四任帝）、胤祯（清王朝五任帝）、弘历（清王朝六任帝）的名字，都没有「缺笔」
示敬，立即诛杀（缺笔应该解释为「不敬」才算合理，而竟被解释为「敬」，疯狗自有疯狂的思考模式）。
躲开尊长名字（避讳），在古书礼记上，便有明文规定，以后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研究三年都研究不完。大体上说，有四种方法：一是「改字」，二是「空格」，三是「缺笔」，四是「改音」。只因为秦王国国王嬴政的老爹名嬴楚，就索性把楚王国改成荆王国；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名「彻」，蒯彻先生就成了蒯通。像南宋一任帝刘裕，宋书介绍他时，不说刘裕，而说：「名曰刘讳。」南梁一任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梁书就有「前侍幸□宅」奇怪句字，□下注：「顺之」。
像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名字中有一「世」字，王世充先生遂成了王充，前面所举的玄烨的「烨」，就成了「烨」，胤祯的「胤」，就成了「胤」，弘历的「弘」，就成了「弘」。而孔丘这个儒家的祖师爷，「丘」（qiu）就得念成「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眸」（mou）。
为了不碰疯狗的屁股，不但改国号，还改姓氏，历史上有名的文彦博先生，本来姓敬。曾祖父时，跟后晋帝国一任帝石敬的「敬」字对撞，他只好改姓「文」。到后晋帝国瓦解，才改回原姓「敬」。可是宋王朝一任帝赵匡胤的祖父名赵敬，敬家只好再继续姓「文」，宋王朝历时三百二十年，遂一「文」到底。姓都可改，名更不在话下，孔莽，因为跟新王朝一任帝王莽同名，就改名孔均。不但改人名，如果官名跟疯狗屁股的名字相同──或同字，或同音，连官也不敢做。
北史记载李延实被任命当「太保」，因为他祖父名李宝，「保」「宝」同音，辞职不干。官可以不当，衙门不能全部裁撤，只好改衙门，李世民的「民」施展威力，「民部」就成了「户部」。衙门既可改，地名更不用说，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有一个「恒」字，恒山就成了常山。地名可改，经典书籍也可以改，刘邦名「邦」，论语上的「何必去父母之邦」，就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不但人改名，官改名，书改名，地改名，连动物也得改名，西汉吕雉当权之后，「雉」就成了「野鸡」。
每个项目，我们只能举一个例证，如果作较详尽的叙述，真能写一部百科全书。但只由这一些斑点，可以看出全貌。避讳泛滥之后，知识份子如同陷入疯狗屁股大阵，东招西架，扭曲得不成人形，叙述几则人人皆知的故事，说明扭曲的程度。
田登当州长时，不准人民冒犯他老人家的名字，冒犯的就受到鞭打，于是人们都把「灯」改叫为「火」。上元节时，州政府出告示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成语的来源。钱良臣也不准人冒犯他的名字，他的小儿子非常聪明，一天读到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就朗诵起来：「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还是自己拍自己的马屁。五代时代的名宰相冯道请教师讲解道德经，上面有句：「道可道，非常道。」教师于是改「道」为「说」：「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天下最无聊的事，莫过于避讳，五千年来的中国知识份子，为躲开疯狗的屁股，只好到处打听尊长的名字叫什么？爹娘、祖先的名字又叫什么？既不准人写，又不准人说，却又非要人知道不可──不知道怎能不写不说？这种矛盾的窘境，反而被当作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法则。除了把活人搞得神经兮兮，还把所有的文字记载，弄得一团糟乱。感谢时代，如今帝王终于绝种，否则的话，我这种直呼帝王名字的干法，早就血染法场。
制度杀人
纪元前六四年，刘病已即位已十一年，但对已罢黜的前任皇帝（九任）刘贺，仍深怀疑惧，担心他卷土重来，下诏给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郡长张敞，要他：「严防盗贼，注意往来旅客。」并且吩咐秘密进行。张敞了解刘病已的暗示是什么，奏报说：「刘贺这个人，大概中过风的缘故，半身瘫痪，走路困难，行动不便。我曾经跟他有一番对话，并藉此次对话，观察他的内涵，就用一种恶名在外的猫头鹰诱发他（传说中，猫头鹰长大后，会把亲娘吃掉），我说：「昌邑（山阳郡郡政府所在县）的猫头鹰倒很多！」（刘贺原封昌邑王。）刘贺应声说：「是呀，我前些时到长安，长安就没有猫头鹰。回来的时候，一到济阳（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坤阳镇），就听见猫头鹰叫。」观察刘贺的衣服穿着、言语、谈话，以及跪下及起立的姿势，不过一个智力商数很低的白痴。我曾向他建议：「先王（指刘贺的老爹刘脏）的歌女张修等十人，膝下没有儿女，却一直枯守先王（刘脏）的墓园，是不是可以请你放她们回家？」刘贺说：「不行，教她们一直守下去，害病的不要医治，互相打架伤人的，也不要管，教她们早早死光！
你怎么想到放她们走？」说明他天生愚鲁残忍，不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义。」
刘病已这才发现刘贺不值得忧虑。锢傅傅刘病已虽然不忧虑刘贺，但我们却忧虑张修等十位女士。刘脏于前八八年逝世，那些美丽的侍妾当时如果二十五岁的话，经过二十四年，本年已五十岁左右，还不放她们一条生路，而仍囚禁墓园。张修等因皇帝猜忌故主，才在一份奏章上显露。不曾显露的其他千万皇家妇女，她们当初都以她们的白马王子为荣，命运同样悲伤。难道那些继任王爷，也都是白痴？
傅蹂躏人权的制度，无往而不杀人。
锯箭杆
颍川郡（河南省禹州市）郡长黄霸，下令各驿站招待所，跟各县所属的乡政府，都要养鸡养猪，用以救济鳏夫（鳏，音guan「官」。没有妻子或丧失妻子的男人）、寡妇，或贫民。然后推行教育，设置教育官（父老）、督学官（师帅）、治安官（伍长）等，深入民间，教化人民行善去恶，务农养蚕；节俭用度，豢养家畜，种树植，不要把钱浪费到表面排场上。
黄霸处理事务，精密详细，好像在数米粒、盐粒一样，看起来繁重琐碎，可是黄霸精力过人，可以贯彻到底。跟部属和平民面对的时候，总能在谈话中找出症结所在。深入探索，作为印证参考。黄霸了解既多，又善于发掘问题，使部属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能够如此？一致赞扬他神明，不敢有一毫欺瞒。奸猾的人不能立足，只好逃走；郡境内的盗贼，日渐减少。黄霸竭力进行教化，最后才对犯罪的人处罚或诛杀。对重要部属，不轻易更动。许县（河南省许昌市东）主任秘书（丞），年纪已老，双耳全聋。视察官（督邮）报告黄霸，要求免职。黄霸说：「许县主任秘书是一位清廉的官员，年纪虽老，可是身体健壮，下跪（坐）、起立、出入迎送，都应付自如。只不过耳朵不太灵敏，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帮助他，莫让贤能的人失望！」这是表面理由。有人问他真正的理由？黄霸说：「如果不断的更换幕僚，免不了既要送旧，又要迎新，那就是一笔庞大的费用。而在新旧交接之际，官吏们会乘机藏匿档案，窃盗公家财物。公私沉重的负担，都要出在小民身上。而新上任的幕僚，又未必贤能，万一不如旧任，就会陷于混乱。
治理人民，只能排除过火的坏人。」
在传统政治中，大家都在那里锯箭杆。只对付末梢，不触及根本，所以越修理就越奇怪。苦刑拷掠既是一种暴政，贾谊不建议禁止狱吏暴行，却建议被审讯的人自杀。监狱黑暗，酷刑如故，刘病已不制定刑事诉讼法根绝刑求，却只在司法部增加四位覆判官（参考前六七年）。前后任官员交接之际，竟有这么大的弊端，黄霸不订定法令，革除弊端，却用延长任期手段因应，这不过使弊端爆发的时间延后几天而已，而弊端永在。
幼稚的裹胁
韩延寿任职东郡（河南省濮杨市西南）郡长，推行礼义，崇拜古人古事，更设置里长（正）、邻长（五长），互相勉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严格规定，不准收留奸邪的人。邻居村落，稍微有点不平常事情，小吏立刻知道，据实向上级报告。奸邪的人，都不敢进入郡境。开始实施的时候，好像有点繁琐，但是，到了后来，官吏再没有追捕盗贼的烦恼，人民也再没有被抓去苦刑拷打的忧虑，大家乐于新政。韩延寿对他的部属，即令位置很低，也都待以厚重的恩德，但约束严明。也有欺骗、辜负他的，韩延寿总痛切的责备自己：「难道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为什么会如此？」
韩延寿巡查到高陵县（陕西省高陵县），有弟兄二人为争夺田产，向他控诉。
韩延寿大为悲伤，说：「我有幸被派到这里，作为全郡的表率。却不能够教育感化，到今天，仍然有骨肉之间，为了争夺田产，打起官司。既伤害善良的风俗礼教，而又使贤明的高级官员（长吏）、民政官（啬夫）、乡村教育官（三老）、伦理官（孝弟），蒙受耻辱。责任在我，应当闭门思过！」当天，宣称有病，不再处理公务。回到政府宾馆，卧床不起，深自反省。全县官员不知道如何是好。
县长、郡政府主任秘书（丞）、乡村事务官（啬夫）、乡村教育官（三老），恐惧之余，自己投入监狱囚禁，等候定罪。于是，互相控告中的家族，都自己责备自己；两弟兄也深感后悔，把头剃光（表示髡刑），脱下衣袖（表示准备接受鞭打），露出臂膀，向韩延寿请罪，愿意把田产让给对方，到死不敢再争。境内一派升平，到处传播这件事，互相勉励，以后再没有发生过告状的事件。韩延寿以至诚待人，所属二十四县，受到他恩信的感召，没有人敢再告状，官吏小民，都不忍心对他欺骗。
人不平则鸣，有委屈才有诉讼；诉讼，是弱者信赖政府的行为。法庭主持正义，打击迫害，保护弱小。然而，黑暗的司法却成为弱小的陷阱。中国传统是，一旦开始诉讼，没有人敢担保吉凶，仅资治通监就提供无数例证，在「无罪不能无刑」的原则下，说不准学油然问世，不但被告如此，连原告的命运，自己也不能掌握。于是，中国人遂有一种「屈死不告状」的悲怆心理。
明知道告状有这么严重的危险，而两位兄弟仍去告状，其中之一所受的委屈，一定超过所能忍受的程度，想不到法官先生却用诈术逼使和解。和解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由谁仲裁？在这场兄弟争产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