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心理伤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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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普遍的概念是，十八岁，高中毕业的青年人应该离开父母亲的家，开始自己的生活。如果孩子上大学，一般都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上学；不升学的年青人，开始工作，租房子，自立门户。在十七、八岁的年龄走出家门的孩子，成长迅速，独立起来相对容易，事业、个人生活都发展得比较正常。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明显地感到外地来京念书的学生，比北京的学生成熟、能干。后来与IT公司配合工作，看到外地来京奋斗的青年员工，还是比家住北京的青年人成长得快，个人生活处理得好。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里面牵涉了一个对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的概念——分离。
儿女成人的过程也是与父母不断分离的过程。当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和母亲是一体。出生下来，是你完成的第一次分离，变成了一个脱离母亲身体的完整生命个体。你的第一声哭叫，向世界宣告了，从此你可以用自己的肺脏呼吸。在你长大的岁月里，你逐步地与父母分离：脱离他们的怀抱，自己可以奔跑，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朋友……在你13…19岁的年龄段，出现了对父母逆反的心态，这是大自然在提醒我们：你应该做第二次分离了。也是在提醒你的父母：对孩子放手吧！这是你开始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人的关键时期（CriticalPeriod）。
如果此时父母亲敢于放手，鼓励你去外地上大学，鼓励你去工作、在经济上依靠自己生活，你对他们的逆反能量，便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奋斗自我生存的力量，迅速成长起来。父母鼓励你走出家门，开始自己的生活，是他们对你的真爱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支持了你这个阶段心理成长的需求，扶助你完成与父母的第二次分离。对于中国的父母和孩子，第二次分离需要非常的决心和努力。
五年前，作为母亲，我面临着一生中最为艰难、痛苦的抉择：选择去美国的医药公司工作、养儿子，过美国人的正常生活？还是选择回中国工作，把年仅17岁的儿子，一个人留在美国上大学、独立生活？咬着牙，我选择了后者。这使得我们母子二人，在过去的几年里，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分离的痛苦。至今写到这里，我止不住泪水直流，大滴大滴地洒在计算机的键盘上。当时儿子还小啊，拿全额奖学金的全日制大学生，学习压力已经够大了，还要打工养活自己，他还在纠缠和南韩女孩的关系……我真的不放心。但是儿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我衷心地感激好儿子能够在困苦中成长起来，为自身的幸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又一次让我体会到，真爱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爱和被爱的人共同挣扎、共同成长的历程。
“你不怕孩子和你感情疏远吗？你不怕他日后怨恨你吗？”有些做父母的朋友这样问。说实话，我也担心过，因为儿子在最初的三年里，也抱怨过。但是，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使用Email询问他的学习与生活，经常是我写了3、4封信，也不见回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一些必要的经济帮助，分担他的痛苦，分享他的快乐。今天，我们之间的情感更深了，彼此再也没有了要失去对方的不安全感。上个星期日是母亲节，儿子从美国打电话来，我们聊了很久。我关心他的前途去向，正如他关心我在中国的心理健康事业。我多么享受这种从思想到情感的亲密关系呀！这是一种只有在两个完全独立、成熟的灵魂之间，才具有的信任与爱恋。如此的真爱不具有彼此依赖的性质，而是两个自由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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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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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铁饭碗”的庇护下，过着像家畜一样的安详、平稳日子，我决定去美国读研究生，把自己投入了一个野兽生存的竞技场里，开始了自身的改造过程。最初的几年，真的是压力很大。除了言语不通，文化差异，知识接轨等等，压力的主要来源，是不适应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中的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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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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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的来看，关注“成功”的人们，满足现状也好、不满足也好、嫉妒别人也好、绝望自杀也好，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活在一种不断与周围人作比较的相对生存状态之中。
2、成功，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抽象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能力和成就。然而，每个特定的社会，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赋予成功很不相同的涵义。
3、即便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对于“成功”、“失败”的感受，也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改变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功这个字眼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顶级时尚，如今在中国人群里也颇为流行，给不少人平添了不小的压力。
谁在乎成功？
“你看人家小萍的丈夫混得多火，下海自己当老板才几年呀，家里装修得象五星级宾馆一样，车也买了，儿子还进了贵族学校……那才叫成功呢。”听着妻子不厌其烦地唠叨着邻居的“业绩”，陈光心里很窝火。尽管他觉得邻居家的装璜俗不可耐，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上什么贵族学校，但是妻子的话还是给了他很大压力，让他感到自己并不成功。
陈光从小就是学校里的拔尖学生。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和班里最漂亮的女生结了婚，分配到大机关工作。那可是80年代最令人们羡慕的职位，陈光雄心勃勃地要做一番大事业。十几年过去了，勤勤恳恳的他，好不容易升成了副处长，分到了一套单元房，孩子也上小学了。前几年，陈光周围有些人下海，妻子也眼热热地鼓动他“寻求自我发展”。可是陈光了解自己，他适宜读书写文章，按部就班地做事，不喜欢去做那些冒险、拉关系、天天脑筋翻新的行当。
然而，自己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还没有什么关系，陈光却受不了女儿天天吵吵着要买名牌衣物，还有妻子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汽车的眼神。上次中学同学聚会，好几个班里当时没考上大学的家伙，都开着自家的汽车“嘟嘟”地来去。不知怎的，一向自视清高的陈光，脑子里又浮现出了那两个恼人的字：成功，心里沉甸甸的。
你有过陈光那样的感受吗？是不是也为了感到自己的不够成功而烦恼呢？有没有被妻子或爱人旁敲侧击的话语所激怒？或者，你是一位被人们称作“女强人”的女性，虽然事业走得还挺顺，却因为自己没有满意的婚姻或者男友，而暗暗地发愁自己“做女人的不成功”呢？
由于成功这个定义含混的字眼，给不少人带来了莫名的巨大压力，我开始注意这件事。为了搞清楚来龙去脉，我首先习惯性地观察自己。说来也怪，当我仔细琢磨自己对这个词汇的感受时，方才发现，这么时髦的词儿，竟然与我无干系，就好像市面上的时装潮流，从来也不曾吸引过我的注意力一样。
接着，我再仔细查看、回想我见过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似乎大部分人，并不关心这个事。不关心“成功”的人群呈现两个极端：一类是朴实的劳动人民，实实在在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生活中一点小小的变化，如孙子出了颗牙、精心栽种的花开了、朋友的称赞等等，都让他们很开心。另一类是被社会公认的非常成功人士，他们一门心思地拼命干着自己看重的、有兴趣的事情，对于世人说道他们“成功”或者“不成功”的议论，不大理会。不信你去读一下GE前任总裁——世界公认的成功企业家韦尔奇博士的自传，其中很难找到“成功”这个字眼。只是在序言里，他写道：“……《商业周刊》上的那篇关于我的长篇封面报导所引发的洪水一般向我发来的邮件……其中有很多人说，由于组织机构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忍受某些事情，服从于某些人的意志，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所谓的成功……”成功，在这里显然成了被藐视的贬义词。
总之，不关心“成功”的人们，主要关心自己认为有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太关注外界对他们的反应。
让我们再来看看被“成功”二字激动、或者困扰的人群。其中，一部分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在特区首先富裕起来，最先拥有房子、车子、票子，甚至包了二奶，享受当前社会给他们的“成功者”称号，活得心满意足。还有一些人，无论是创业有成的业主，还是攀登三资企业的经理人，花上个几万、十几万，到中欧、清华、北大管理学院镀金，期望自己再迈上几个台阶，这些人心理有压力。另外一部分人，如同陈光和他的妻子，虽然羡慕前两种人，可是自己没有勇气去拼搏，但又怕自己在当前的经济大潮里要被拉下，心理压力大、心态不平衡。更有少数人，已经被社会视为“成功人士”，在“成功”的大帽子下面喘不过气来，心理失衡，甚至结束了自己的性命：1994年上海大众汽车的中方总裁方宏跳楼；2000年时尚杂志总编跳楼；2003年歌星张国荣跳楼……美国人破产了跳楼，中国人成功了也跳楼，这是怎么啦？
总的来看，关注“成功”的人们，满足现状也好、不满足也好、嫉妒别人也好、绝望自杀也好，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活在一种不断与周围人作比较的相对生存状态之中。他人得了什么分数，挣了多少钱，得到什么荣誉，都能影响这部分人的情绪。这群人的年龄多在25…45岁之间。
成功的社会时代性
成功，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抽象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能力和成就。然而，每个特定的社会，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赋予成功很不相同的涵义。就看看中国过去的这100年吧，成功者的概念变化得令人瞠目结舌：
…20世纪初，皇帝、大臣是人们崇敬的成功者。可是国民革命以后，他们变成了被人耻笑的前清遗老遗少。
…1911…1949年，国民党的大官，各系地方军阀变成了成功者。与之对立的共产党人被称作“共匪”，要被杀头。社会上“有钱”才会“有势”。
…1949…1966年，共产党干部成为成功者，民国的英雄们却成了被镇压的反动派，解放前有钱的地主富农，成了专政的对象。
…1966…1976年，“四人帮”是成功者，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变成了“走资派”，被打倒、囚禁。
…1976年以后，“四人帮”变成了阶下囚，没有被整死的“走资派”又回来了，“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是成功第一人，引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率先富裕、发迹的人们，被社会舆论定义为成功者。
在20世纪当中，中国社会关于“成功”的概念更换了五次，而且全都被我的父亲赶上了。父亲是1907年生人，因此，4岁以前是大清朝的臣民，背后拖着一根小辫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追杀、囚禁；1949年以后跟随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作，变成了高级干部；1966年被“四人帮”打倒，当了十年的“走资派”；1976年以后，平反、恢复工作，被人称作“革命老前辈”。
如果，用中国社会五个时期，截然不同的标准评判，父亲每隔十几年，就得被换上一顶截然不同的帽子，轮番在失败者与成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