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萨利克迷情毒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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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再说一遍：罗伯特。”
他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有多么不懂事，甚至是孩子气；他也没有发现乌丽克怜悯的眼光。但她还是答应他了。
“罗伯特。”她把一个插着吸管的高脚玻璃杯推了过去。“给，您的‘泡泡’，算本人请客。”
“这意思是：您付钱。”
“我有折扣。”
“这我不能接受。我要的酒，该我付钱。”他用管子吸酒，那里面掺混着马提尼克甘蔗酒、甜柠檬汁、桔子汁、菠萝汁、木薯汁和新鲜木薯丁，喝起来很清凉，很有味。罗伯特心里想，这么个玩意儿要20马克，这价格包括整个氛围、音乐、姑娘们、还有乌丽克半裸的胸脯。他又感到有种想要一吐为快的欲望。
他两手握着酒杯问道：“乌丽克，您干吗要这样？”
“什么样？”
“干吗要在这儿工作？”
第一部 第02章
“这个问题您自己就能回答：我要付房租，要去市场购物，买些漂亮衣服穿，一句话，为了生活。”
“别的工种有的是嘛。”
“是吗？罗伯特，您知道什么是生活吗？您生长在一个良好的、有父母庇护的家庭……您父亲是干什么的？”
“处长。”
“您瞧，您从未吃过苦，挨过饿，没有难题，没有继父的打扰，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老板，也不会因为拒绝他们而被解雇……”
“难道这儿就没有人动您？”他停顿了一下，“就像您现在这副模样？”
“这是我的事。罗伯特，您喝完就走，好不好？”
“我还想再要一杯鸡尾酒。”
“我不会给您的。”
“那我向别的小姐要。”
“好吧。”她叹了口气，拿起喝空了的杯子，“但只有您保证喝完就走，我才给您。”
“我保证。”
酒吧里人越来越多，有几对男女走到隔墙后面去了，罗伯特没有在意，他坐在吧凳上看乌丽克怎么招待其他客人，有个显然喝醉了的男人把一张50马克的钞票塞进乌丽克的胸口。他很恼火，心想怎能这么对待一个女人，尤其是乌丽克。可是她居然还笑！她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她的工作，一种脏活！
他喝了两杯鸡尾酒，自己付了钱，到快11点时乌丽克对他说：“您真的该走了，罗伯特。”他服从了。
他点点头，乌丽克如释重负。罗伯特问：“明天能在游泳池见到您吗？”
“我不知道。”
“要是见不到，我明天晚上再来。”
“这简直是讹诈……”
“这只是我的愿望。”他同她握手，拉着她的手的时间比一般握手的时间要长。“您是我的球面三角学。”
“我是什么？”
“我今天本来应该去复习球面三角形的边和角的关系，学数学！可是您的鸡尾酒更好，对我更重要，明天再见……”
他放开她的手，冲着有点不知所措的她笑了笑，离开了酒台。在前厅他又碰上被乌丽克称为博罗的看门人。那家伙狠狠地看着他。
博罗为他开门的时候，罗伯特说：“这下你认识我了吧，下次就少啰嗦……”
博罗拉开门说：“等着瞧吧，快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有好处……”
罗伯特刚一离开酒吧，就有一个人从阴暗的角落走到酒台。他是个南欧人，长着黑头发，薄薄的小胡子，他靠在酒台边上，等乌丽克打发完一个客人。
“刚才那人是谁？”他说话带意大利口音。
“你说谁？”乌丽克反问。
“乌拉，别装蒜啦！刚走的那个年轻人。”
“一位客人。”
“你几乎是在为他一人服务。”
“我看不出来。”
“你现在喜欢年轻小伙子了？”
“去你的，他是头一回来这儿。”
“博罗说，你认识他。”
“博罗是个白痴！”
“乌拉，你要小心，跟这么个年轻人不值得……他经过头一个回合就会掉下床来，但是他什么都看在眼里。看在圣母玛利亚的分上，千万别冒险，尽管你喜欢他。”
乌丽克怒喝一声：“你来试试！”
“只要你乐意，我萨尔瓦多随时奉陪。”
他哈哈大笑，接着又消失在酒吧的阴暗角落里，倚着墙观察着客人。
他叫萨尔瓦多·布鲁内里，来自西西里山区的圣马可村，他的职业是电工。
他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人。
“我们接到一个重要的举报：有20公斤纯海洛因，正从越南经过波兰运往慕尼黑。”匿名举报人没有说更多的情况，没有接头地点，没有时间，只提供了一个信息：“有东西来”。
对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赖伯探长来说，这个举报就意味着他们要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他认定这情报属实，而不是开玩笑，开玩笑的事他也经常遇到，对匿名举报电话先要搞清虚实。他在科长办公室里紧急召集了这次会议。
赖伯探长遗憾地耸耸肩说：“举报人有东欧口音，可惜我们没有录下来——不可能每个电话都录音，他很可能是个波兰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兰人联手，为什么波兰人会举报这笔能赚好几百万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现的。这个新团伙的手段极其毒辣。换句话说，在慕尼黑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有我们干的了。”
“除电话以外，没有别的情况吗？”科长问。
“没有，只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经上路。”
“这就是说，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那举报就没意思了。”
“基本上没意思。这笔生意没有地点，没有时间，我们怎么办？”
“应当要求立即加强监视波兰边界。”
赖伯说是这么说，可他知道，这个建议只是一厢情愿。波德边界漏洞之多就像一个筛子，加强监视从技术上和人力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长的话同赖伯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得沿着波兰边界修一道‘柏林墙’。说正经的，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赖伯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有几位同事吓了一跳。“没办法”这个说法在警界是个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词儿。“没办法”意味着对犯罪活动束手无策，人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国际犯罪日益泛滥，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国变成他们理想的活动场所。宽松的德国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长的沃土。波恩政治家们顽固地禁止监听电话，向犯罪分子打开了德国的市场。赖伯探长曾在小范围内一针见血地说过：
“团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个人偷税漏税却判五年。一个杀人犯只要请个好律师，律师提出犯人在童年时曾受过心理损害，就只能判10年。在这10年里，犯人乖乖地参加监牢教堂合唱团，在牢房里画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认为可以‘重返社会’而获释。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吗？请大家回想一下发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案件：一个女人在牢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可是，几个月以后，她抢劫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伤。她又被捕受审，案情很明白。但检察院什么反应呢？把她放了！据说她有可以证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没有理由监禁她！这算什么事儿呢？再举个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脑袋砸碎了。怎么办？没事儿。我可以证明，我几年以前出过车祸，得了脑外伤。精神病专家可以证明，我在行凶时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时冲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时’这个词……法院决不会判我谋杀罪，至多判我误杀罪，加上我当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肯定从轻发落。而实际上，我就是要杀死你，是冷酷的谋杀！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们的司法实在大有问题。”
这会儿赖伯在会上接着说：“我们只有凭运气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们打进去的侦察员给我们通风报信。不过那时候海洛因早已运到港口了。”
“我们有人打进越南人的圈子吗？”
“没有，但我们打进了波兰人的圈子。”
科长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波兰人参与了，那为什么会有波兰人向我们举报呢？”
赖伯一时语塞，觉得口渴，便喝了口水说：“可能是那个人想自己搞点什么名堂。”
“通过出卖自己的伙伴？”
“有可能，也许是为了报私仇……”
“那他应该讲具体点儿，而不是空洞的暗示……我倒以为，是有人要让警察明白，将来警察得跟一个新的团伙打交道。”
“搞地下勾当的人不会傻到公布自己的存在的。”
“有人故意制造混乱，动摇警察的军心，说现在有了个新团伙，你们就抓瞎吧。”科长站起来说，“我认为这是对警察的侮辱！怎么办？等着瞧，看看近期内有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波越团伙确实是在活动。”然后他又无奈地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赖伯的侦察员没有报来新消息。在整个圈里，没人知道这20公斤海洛因的生意，有人还表示怀疑：没人听说过有什么越波团伙，要是真有的话，会在圈里很快传开，因为涉及到“市场安全”问题。尤其是如果压价出售，意大利人和亚洲人会大肆活动。
在那个神秘的电话过去四天之后，凶杀案组的组长特奥·沃特克来电话找赖伯。
“我们法医研究所这儿有一具尸体，”他说得很随便，整个警察总局对此类事都习以为常了。一个人在跟死于非命者打了18年交道之后，他的心灵早已长出了一层老茧。“经过辨认，他的名字叫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波兰人，我听说你们那儿……”
“我马上就来！”赖伯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半小时以后，赖伯和沃特克站在了尸体面前。经过冷藏的尸体看上去像一个熟睡的人，法医掀开盖布，报告说：
“他是被人用细钢丝绳勒死的，肯定是从背后受到袭击致死，因为未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死亡时间是昨天17点到18点之间。他中午吃了青豆炸猪排……”
“这有那么重要吗？”赖伯有点不耐烦。
“对我们很重要。”法医把死者重新盖好，“另外，他是吸毒者，身上有许多针眼，体内还有残余的海洛因。”
沃特克拍拍赖伯的手臂说：“所以我们找到你了，这是你的弟兄们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带着证件，波兰护照，德国入境签证，有效期30天，旅行目的是旅游，一切正常。不幸的是他被人用钢丝绳勒死了。你看出点什么问题来了吗？”
“没有。”
“先是有个波兰人打电话给你，现在有个被杀的波兰人躺在我们法医研究所里，这两者有联系吗？”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是巧合。”赖伯向法医点头示意后走出停尸房。他不像沃特克那样久经锻炼，能把死人看作一样东西，把这种案子看成一桩一般的有待办理的案件。只有当吸毒者吸毒致死，必须调查吸毒案情的时候，赖伯才面对死尸，而且往往是没有多少结果的。由于自杀案件归凶杀案组管，所以赖伯和沃特克经常碰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沃特克都说：“又有人升天了！彼得，你的事比我多，要不是你们，我们可以舒舒服服下象棋了。”这当然是夸张，但沃特克就喜欢这么说话。
赖伯在外面走廊上问沃特克：“关于这桩案件，你们有什么线索没有？”沃特克耸耸肩膀，意思是没有。
“尸体是在公园里找到的。一名退休老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