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2-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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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婚姻（2）
国王被说服了，他把妹妹的手递给了埃墨里。在赫尔曼加尔前往纳尔榜的整个旅程中，尽管婚姻还没有完成，但都称她作新娘子了。撒拉逊人的进攻让婚礼延后举行，但最终还是举行了，赫尔曼加尔变成了纳尔榜的主妇。令人惊奇的是，婚礼之夜发生在正式婚礼仪式举行之前，正式仪式是由一名大主教主持的盛大庆祝活动，客人待庆祝结束后急匆匆地离开，以便于在为期一周的盛宴上抢占一席之地。这个奢华的庆典意在宣扬埃墨里伯爵本人和法兰西，在那个时代，彼此密不可分的财富和权力，是靠慷慨和奢华来衡量的。
考察11和十二世纪的资料后会发现，在订婚和结婚之间所隔的时间长度变化相当大。最长的耽搁是来自于贵族生活的某些传统特征。两个家庭居住地经常离得很远，需要长途旅行，而丈夫要承担这个责任。有时，为了订婚的孩子达到必要的结婚年龄，耽搁也是必须的。（假如孩子有7岁或更大，查特雷斯的伊夫则暗自允许这种孩子间的婚姻）。孩子间的婚姻往往导致盟友的缔结或敌对家族的和解。由于受到叔父的威胁，一个独生孤女需要丈夫保护她和她的城堡。对于那些骚扰公国边境地区的敌对领主，该公国的王子则不能推迟与一个与这个领主有亲缘关系的女子结婚。因此，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学家能够经常地切非常清楚地区分“desponsatio”和“nuptiae”之间的不同，而“婚约”（engagement）与“婚姻”（marriage）这两个现代词汇所包含的意义，显然是不怎么恰当的翻译。
卡佩王朝王位继承人路易六世1105年与小吕西安订了婚，她是罗什福尔的居伊伯爵的一个“尚未到婚嫁年龄”的女儿。这标志着，对自己领土的控制面临正处于艰难时刻的年轻王子与一个势力巨大的父系家族集团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和解，巴黎处于这个家族的大量城堡包围之下。但国王耍了阴谋，有人建议他寻求另外的婚姻，以维护他的尊严和长期利益，他把自己的许多扈从赠送给吕西安，并装模作样地表示自己不着急与其他任何人结婚。（确实，他一直到1115年才结婚）。这种“暗渡陈仓”之计安排起来并不容易。他要求特鲁瓦政务会批准（1107年），以废除苏热所称的“契约……婚姻”。然而，这个女孩没有离开蒙特勒里城堡的主楼，她在那里一直由她的伯母陪伴。鉴于路易正在设法欺骗他，这个女孩的父亲居伊伯爵在法兰西岛发动了一场战争。
十二世纪的圣典学者和神学家，尤其是在巴黎，给卡洛林时代更加务实更加功利的婚姻伦理添加了一种新的维度。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婚姻变成了圣礼。卡洛林王朝的牧师已经主要关注新娘和新郎之间的相互誓言（fides）以及在建立婚姻关系中圆满幸福的重要性。1100年以后，强调更多的精神因素反映了僧侣上层文化的进步。而在实际中，婚姻圣礼的“次要部分”，即社会的和肉体的因素，依然保持着它们的重要性。而且，直到“三十人政务会”；在教会法看来，“未婚夫妇”（fiancé）之间的性关系（如果男女有了性关系，则确立了他们之间“肉体婚姻”）把订婚礼转变为真正的结婚。*进一步确认了在婚约中表达的同意。
盎格鲁…诺曼人的《教会历书》中提到了教堂门口的婚姻仪式了吗？莫兰和缪当布强调说，“世俗的和家庭的种种习俗”自然而然地在礼拜仪式中占有一席之地。教会通过公开做仪式并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展示了这些仪式习俗；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然而，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分辨出从民间背景中传承而来的特征与作为教堂精神设计所带来的变化。牧师首先核实双方是否同意，以及是否满足非血亲婚姻的规则。然后，他只是满意地看到典礼仪式循序渐进地开始并以最后的祈祷结束全部过程。新娘被她的父亲或其他充当保护人的亲近亲戚送给新郎。右手的相接便象征着礼物转交的完成。（后来，在十三世纪，教堂会要求双方发誓作出保证，并且牧师将新娘和新郎的双手牵到一起）。然后，男人挨个摸过他妻子的三根手指，戴上象征着婚姻美满的祝福戒指——这个戒指同时保护她免受魔鬼的攻击。依照教会的理论，它是赐给爱情的，而且是忠诚的象征；相互交换的动作，新郎把戒指给新娘戴上，这在十六世纪以前并没有出现。根据两份十二世纪的教会历书，接着，妻子会崇敬地在丈夫面前鞠躬。稍后，这部分仪式变成了新郎和新娘都要跪伏在牧师脚下。但是，这些仪式太多而无法问清楚，但在吸纳婚姻仪式的努力中善于试验和勇于犯错的教堂，宁愿去掉礼拜式婚礼的整个次序，这可能是许多地区殊异性当中惟一的共同之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基督徒的婚姻（3）
然而，无论神学如何赞美双方的礼物，典礼仪式却明显地显示了丈夫的优先地位。他是活跃的一方，不仅赐予戒指，而且赐给“传统”礼物，并提出婚姻安排与萨利克法所规定的13便士。硬币最后没有给新娘而是给了牧师、穷人或者某些助手，因为新娘连代表夫妇进行施舍的权力都没有。象征主义来来去去已经几个世纪，但是硬币保留了下来。“以这枚戒指的名义我娶你，通过这个硬币我尊重你，带上这份嫁妆我赐福于你。”——这些公式像履行的各种仪式一样被说来说去。
罗兰对年轻貌美的奥德（如《维埃纳的吉拉尔之歌》所称呼她的）的“婚约”如同结了婚一样。催逼外甥婚配的查理大帝，首先是向这个女孩的伯伯，一名骑士队长提婚，接着是向这个家族中最年长的伯伯提婚（不是向这个女孩的父亲，即使他在场）。敌对情绪在一场盛宴狂欢气氛中结束了，喜宴之后，吉布克夫人将华服美饰的奥德送出卧室。这个魅力四射的年轻女子把手从她伯母那里递到她伯伯那里，然后是国王那里，最后递到未婚夫手里。未婚夫送给她礼拜式的婚戒，然后她回赠信物；这也是这场典雅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教在场，但只是旁观者；他不直接参与任何典礼仪式。如果不是隆塞沃（Ronceveaux）的那场戏剧打断了这曲美妙的田园诗 ，那么接下来确立这对夫妇作为这个家庭统治者地位的“婚礼”，让这桩“婚事”将会在公开场合再次重演这次订婚的浮华吗？
史学资料提供了许多例证，证明了赠物仪式首先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是在赠与人家里进行的，然后才在教堂里复演，反之亦然。订婚仪式也和其他契约一样，可能已经受制于类似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教堂只是成功地将已经在私下完成的行为公开重复一遍而已，无论如何，从卡洛林时代起，牧师就有权力这么做。
把所有的婚礼仪式都转到公共广场上举行是不可能的。婚礼仪式之关键点在于卧室的或床上的祝福礼。（把已婚夫妇之家称为床而非壁炉，可能更加准确） 。致力于还原“古代法兰西”生活的现代派史学家们所熟知的“祝福花篮”（ benedictio thalami），在法国北部一些十二世纪的教会历书中有所描述。这个祝福可以驱散任何灾祸，帮助夫妇增强生育能力并能扫除女性通奸的污点。（男人的越轨行为则不在考虑之列）。在一圈亲近亲戚（他们的构成很难精确地确定）的注视下，新娘和新郎到床上躺下来。众人注视他们同躺于床上后，这对夫妇可能被单独留下来最后完成这桩婚姻，但也可能没有被单独留在洞房里。尽管在行使主教的角色时并非没有犹豫，但牧师的祝福已经变成习俗。根据论述十二世纪最后十年的《阿德雷的朗贝尔》文本中的一段，牧师与新郎之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古老的精神上的父权制的残存，而是家庭欲图篡夺宗教权威的一种尝试。
婚床上的场景，如同十三世纪牧师调查所反映的那样，或者保留了下来，或者变成了婚姻中的关键因素，象征着至关重要的东西：私人生活内外的权力。封建制度的触角甚至触及到了小贵族阶层，他们未能免于封建奴役的影响。《阿德雷的朗贝尔》描述了一位不幸的女封臣的运气不佳的遭遇，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她与她的骑士已经上床，欲行鱼水之欢，未曾料到一个有权有势的邻家臣仆打断了他们的好事，这个臣仆是被派来收取“colvekerla税”的，这是针对所有不相般配的婚姻（也就是超越等级和实际情形的婚配）征收的税种。这位可怜的女人羞愧得满脸通红。与其说是她的荣耻之心被冒犯了，不如说她感觉到了她社会等级的低微。通过吉内伯爵夫人的调解，她被免除了税金——主要的理由就是她是一个女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基督徒的婚姻（4）
在教堂看来，订婚礼的价值在查特雷的伊夫实施的判决中是显然存在的：假使在婚礼之前死亡或者废除，订婚双方存留下来的一方是不能随便与另一方的兄弟、姐妹或者其他亲戚自由结婚或者再婚。这个判决来自一位高级教士，他与许多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特别关心血亲*的禁忌，而血亲*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宽泛。姻亲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对四代以内的家族支系内部来说是禁忌，而且这个经常产生的血亲关系对第七个支系来说又是禁忌。由于在两个个人之间的支系亲属关系是在每一个支系和他们最近的共同祖先之间较小的世代数，因此，历史学家面对着一些谜一样的疑问：禁忌的区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如此规模有限的社会中更是如此。通过这样宽泛的扩展血亲*的限制，卡洛林王朝的教堂（和十一世纪晚期那些甚至更严厉的格列高利世代的教堂）在相当程度上将婚姻事务复杂化了。被统治权力束缚的单一民族如何才能离开他们的村庄并找到一位非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呢？而且，那些出身高贵又要避免和低身份者结婚的人，如果不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又如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牧师究竟想要如何？法律文献没有提及他们的动机，只是简单地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条款（这样可以较容易地挑选解释条款或进行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推测。如果其目的只是迫使基督徒从教会那里寻求恕罪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增强了牧师权力，这样的司法程序具有很强的马基雅弗利色彩。但提出这样的解释，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其原因所在呢？作为主教直接领导下的教区居民，贵族阶层可能是这种行动指向的首要目标对象。但高级教士和修士在他们管理自己“羊群”（农奴）的同族通婚之路上设置这样一个障碍，似乎不太合理。更具启发性的是，“欧洲人” 血亲*禁忌的法律观可能已经影响到对国王们的婚配。十一世纪，那些拒绝与低等级通婚并要避免血亲*的君主们，不得不等候斯拉夫国家的和斯勘的那维亚国家的国王转变信仰，然后追求他们的女儿。否则，他们可能需要等待，并具有通过复杂外交手段的耐心，与某位拜占庭的公主联姻。由于坚持了中世纪早期贵族阶级伟大的种族纯洁性，九世纪法兰克人的内聚力可能因此加强了。另外，血统最为高贵的牧师们——他们对家庭战略利害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们正处于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