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2-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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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一下手也会成为一宗不可饶恕的大罪（圣安托尼诺）。每一次外出旅行都给暧昧的谈话和幽会带来数百次的机会，尤其是带着令人起疑的旅行伴侣的男孩子（圣卡特琳、帕尔米耶里、圣贝尔纳丁和马费奥？维吉奥都同意这一点）。即便无伤大雅的偶遇也可能唤起最邪恶的感官诱惑。多米尼西强调存在于感官中的危险。乍一看，那些“爱情之镖”（弗朗切斯科？迪？　巴尔贝里诺）也是穿透灵魂的毁灭之箭（圣安托尼诺）。通过耳朵，人们听到谄媚的话语、猥亵的话（悄声耳语或者用歌曲的形式表达）、以及任何类型的蠢话。（我又一次重述圣安托尼诺的解释，他在这里讲到一个高贵的夫人，因此名单仅限于跟这位贵夫人相熟的下等人）。要发言仅仅是为了能够参与到谈话中，而味觉则导致贪食。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局与私人生活（3）
然而，呆在家里并不能摆脱这些诱惑。即使在私人领域，也有可能吃得太多、大发脾气，或加入到闲言蜚语中去。我们的言辞和行动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罪恶，情妇和享乐”（帕尔米耶里），这样就会出现危险，“孩子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他们懂得每一件事……就会为我们的堕落所腐蚀”（圣安托尼诺）。即使在家中，孩子们可能看到人们赤身*的不正当状态，还有像伸出中指这样暧昧的举动，他们在街上模仿这些行止，人人都熟视无睹，结果导致孩子们逐渐把这样的错误行为看作是正常的。最后的但非最小的就是在婚床上的堕落行为。
　　教会大力关注私人家庭里的道德和精神缺点。每个家庭都被认为是圣家庭　的摹本，因此是构成基督教社会的基石，通向精神完美无缺的典范。如果家庭没有提供道德教益赖以扎根的肥沃土壤，再最强劲有力的道德教益不会有效果的。家庭也是宗教召唤和神圣生活的源泉。一般而言，家庭的失败将会招致精神生活的灾难。
　　因此，宗教界感觉干预势在必行，到十四世纪，多明我会和圣芳济会都开始构建田园诗般的私人生活所必需的要素。兄弟会成员很快开始家庭造访；随着他们努力的发展，许多人都成为无数家庭的亲密知己和朋友。卡特琳的父母在密友中宣誓加入多明我会（锡耶纳，1360年），两名圣芳济会会员以与莫娜？亚历山德拉？　斯特罗齐已故丈夫是老朋友关系的名义，对她家族的决定自愿贡献自己的忠告（佛罗伦萨，1449年）。
　　托钵男修士与家庭建立亲密关系为更具体、更“技术化”的干预提供了基础，如忏悔（似乎女人做忏悔比男人中更加普遍）；通过宗教小册子实现精神上的引导（如多米尼西和圣安托尼诺写的小册子）；信件和谈话（有时主要是女人卷涉其中）；当然还包括布道，尤其是1350年后，它对道德教育的影响是最大的。圣贝尔纳丁邀请家庭所有成员，甚至年轻的女孩子们，都到教堂，倾听传教士的布道。
　　通过不同的方式，修士能够传播教义，其暗含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建立教会对私人生活的控制。与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主张私人空间的重要性，认定家庭是教育信仰基督教的个人的组织（而人文主义者认定家庭是教育个人本身的组织）。他们强调家庭环境一定要平静，有益于深思，是一个退隐的场所和避难所，是防范各种进攻的防卫物，尤其是物质上的进攻。家庭提供了对抗夜晚罪恶的防护墙，“远离家庭的森林中，所有的罪恶都伺机潜伏着”（塞尔？乌戈利诺　？维利尼，1480年）。家庭里最私密的房间也被认为是免于家内喧闹和气味的防护所。在家里和平安宁的氛围中，世界的躁动与诱惑都削弱了。
　　一旦达到这个最基本的目标，教会就可能转向计划的第二个阶段：通过早期孩童时代获得的规训，将人们的灵魂从各种虚荣和欲望中解脱出来。教育者如同忏悔师所做的那样，自己也负有摆脱虚荣和欲望的责任，不同的是，前者驯服他们的学生，后者是让悔罪者遵从严格的纪律和规训，这为所有的人所理解和认可。教会主要关注的是欲望最媒介物，即五种感官。视觉：“把你的眼睛转向上帝……让目光对着天堂、森林、花朵和所有造物主的奇迹。在城市中和可能遇到罪恶的任何场合，低下你的眼睛”（多米尼西）。“培养孩子，让他们的眼睛远离令人烦恼的场景，开始绘画”（费拉？保利诺）。“看着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眼睛”（圣安托尼诺），看看他人的眼睛，他们的好奇心可能表明你良好的品质和你自己堕落的样子。听觉：注意你所说的和你所听到的。对圣安托尼诺而言，语言是容易引起错误的，他在《论美好生活》一书中，用了三章来讲述它：“注意你的舌头，以便别冒犯了上帝”、“论话太多的罪恶，责备之辞为何是废话一堆”和“理智地运用体面的话语”。作为舌头的主人也应该控制自己的笑声（太多了则是罪恶），自己的作态和自己的表现。味觉和触觉也得到充分的注意。当然，修士的计划还延展到性事——已婚夫妇真正的性事（所有其它形式的性事都是禁止的）。教会规定在某个特别期间里禁止婚姻（如果在这期间举行婚礼则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只有在合适的地点且教会规定的期间（不在四旬斋或忏悔日），并以自然的方式——意味着没有*（最严重的罪行中不可饶恕的大罪）和正常*体位，人们才能行使婚姻的权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当局与私人生活（4）
这些烦琐的规则在家庭的帮助和支持之下能够付诸实施。家庭成员沿着高尚品质的方向彼此帮助。费拉？保利诺力劝年长的孩子帮助年幼的孩子遵守父母的命令。乔瓦尼？多米尼西告诉父母，如果他们仔细地为孩子挑选朋友，对他们提出有益的建议，并以身作则，这样上帝的祝福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教会提倡的完美生活广泛传播，这不仅因其是主要的说教者，而且也是由于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成百上千的修士遍布意大利的城市和小镇。教会的努力也许是通过家庭，促进了信仰的传播，提高了宗教仪式的发展。但是，这些驯服基督徒的人也相信需要在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人间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吗？
　　当然，妇女不在此种情形之列。教会也给她们提供精神引导（很多第三修道会会员和高贵的夫人都接受），但主要目的是加深她们内心的虔诚感，巩固她们信仰的坚定。这种虔诚感受挫，人们就会感到内心空荡荡的无处可依，即便在教堂、沙龙、宴会、甚至在大街也是如此。但这种私人虔诚最适宜的地方就是卧室。虔诚女人的卧室成为她的避难所，她蜂房，她精神活动的中心。她在房间里摆满了虔诚所必需的物品，尤其是比圣母玛利亚画像更适于静思忏悔的十字架。真正私人的虔诚在妇女中往往带来她们与世界的疏离。
　　对男人宗教教育的目标问题颇多争议。圣贝尔纳丁指出，男人的义务是在现实世界积极行动，但不论是他或他的同仁都没有对这一主题的探讨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在文化界，人文主义者的呼声现在超出了修士——双方意见不一。各种意见分歧甚大。周围的环境使C。　萨鲁塔蒂（1406年）为他的隐修生活写了一份简短的说明——《论圣洁与宗教》。十五世纪的时候，这一流行观点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例如，我们在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关于祈祷生活的沉思——《修士问答》（1475年）中看到了这一观点。但是，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都持相反的观点。萨鲁塔蒂认为城市生活非常重要，所以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避开同伴和快乐的事情，将自己关到修道院或偏僻的寺院就是达到完美的途径。”聪明的男人有义务用自己的才能为普通人谋福利。波焦、布鲁尼和瓦拉等也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这一义务；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布鲁因，以基督教观点的名义这样做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极力反对传教士。他们在其他罪人中间“伪善地向愚蠢的女人、头脑简单和愚笨的男人布道，”在他们身上激发幻想式的信仰，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重要的事务中转移开来。人文主义者相信市民参与，因此拒绝宗教田园诗般的教育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基督教对男人的教育和对女人的教育是一样的：鼓励他们退隐到私人信仰的小世界中（虽然他们并没有用这些术语表达自己的目标）。与此相反，人文主义者认为男人的培养应该是为公共责任作准备。然而，他们期盼的是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的权威逐渐地不再掌握在基督教的那些人手里，他们期盼一个现代世界，十五世纪已经能够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