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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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何动作？那多弹药、少粮食的北平，会成了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没人说傅作义把平津两市的人民当了人质，他倒是煞费苦心地营造文物盾牌，以使对手投鼠忌器。天津的200万人民，北平的200万人民，与长春的草民百姓、芸芸众生一样，好像都不算数，什么也不算，有没有都无所谓，没往心里去——这不是比成了人质更悲惨、更凶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吗？
1月22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中将，乘飞机到北平见傅作义。
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和各族各界代表30余人，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绥远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辽沈战役打了50天。淮海战役打了64天。创造了“三种方式”的平津战役，战史上说是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62天。其实比较完整地说，应该是到“九&；#8226；一九”绥远通电起义——再过1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用战斗歼灭敌人的天津方式。
兵临城下，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
有意识的保存一部分敌军，待一个相当的时间瓜熟蒂落，再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
1974年4月，傅作义病重住院，周恩来去医院看望，说：“毛主席叫我来看你来啦！”
傅作义已经神志不清，周恩来凑近他的耳边，说：“你对人民立了大功！”
战犯与功臣，那距离有多远？
无论如何，还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刘瑶章说得对：“北平和平解放，当然最直接受益的还是北平市全体人民。”
蒋介石能够终老台湾，当然应该感谢龙王爷。
傅作义呢？是不是需要谢谢北平那些文物古迹？
第七章 （五）“杀头将军”与“抹泪将军”
1月21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由参谋长李世杰讲述一下和谈的大概经过，随即宣布和谈协议。
居仁堂一片沉默，万千滋味儿涌上心头，一时间又难说什么滋味儿，反正绝对不会是好滋味儿的沉默。
突然有人哭起来——那是一种五内俱焚的痛不欲生的痛哭，哭的人是4兵团司令李文、9兵团司令石觉、16军军长袁朴等人。
袁朴边哭边叫着：“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也真够叫人心酸的。
只是现在哭天抹泪的有什么用，之前都干什么了？
国民党军队各顾各，互不相帮，甚至见死不救，互相拆台，已成传统保留节目。
辽沈战役中，锦州打得红天血地，塔山打得血地红天，蒋介石“东西对进，会战锦州”的另一路人马，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就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不前。蒋介石连电催促，廖耀湘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向驻防徐州的邱清泉乞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也飞去徐州，责令邱清泉增援。邱清泉以徐州危险为借口，就是按兵不动。
1948年1月，35军新32师涞水被歼，军长鲁英麟自杀，原因之一，也是中央军不积极支援。
35军被围新保安之初，死神曾两次为35军闪露生机，最后一次就是援军104军攻至马圈时，两军已经一望可及了。可生死存亡之际，郭景云竟为译电员把安春山那个“西部地区总指挥”头衔，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与安春山怄起气、斗上嘴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将军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吗？
安春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就是不愿解35军的围，而是愿意35军败。
这就简直让人怀疑安春山是不是共产党了。
邱清泉是黄埔出身的“天子门生”，黄百韬兵团为广东部队。国民党的中央军装备好，又是“正宗”，自然盛气凌人，一向不把地方杂牌放在眼里。军阀混战，中央军与地方军又大都打过冤家，彼此宿怨很深，见死不救看笑话，也就见怪不怪挺正常的了。
可同为察绥军，郭景云和安春山尚且如此，国民党落到如此田地，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天津攻坚战，林彪第四次单调号称“攻坚老虎”的6纵17师，为战役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1纵的主突方向加入纵深战斗。
17师在山东抗战时，就以善使炸药攻坚著称。“八&；#8226；一五”后闯关东，山海关保卫战，用炸药炸得全美械装备的13军找不着北，先说苏联红军支援土八路“新式武器”了，又说土八路有“电光炮”。攻占长春，17师又用这“手中炮”炸得敌人魂飞魄散。四平攻坚战（三战四平），四平没打下来，可17师一路轰隆轰隆推进，打得最出色，从此“攻坚老虎”美名天下扬。
像四平攻坚战一样，天津攻坚战，17师也是从1纵的突破口打纵深。四平攻坚战打了一天一夜，17师才获准出击。这次，眼瞅着天津城已经突破了，师长龙书金两次请战未果，“攻坚老虎”不干了。这功劳不都让人家抢去了吗？49团团长张实杰，命令全团准备攻击。
1纵一个科长警告他：你不服从命令，小心司令毙了你！
张实杰冷笑道：我就不信共产党会有这种事！
打下天津后，共产党自己又“打”了起来。
李天佑来到天津前，指着东总作战科副科长阎仲川的鼻子：你们司令部乱通报，金汤桥是我们1纵先打下来的！
问题不在于战前战后打嘴巴子官司争功，而在于“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三战四平后，各纵纷纷邀请“攻坚老虎”去传授、介绍炸药爆破经验，当时的49团团长李杰功就去了1纵。而今，别说东北野战军了，这“手中炮”早已成了全国各地解放军的攻坚利器。只是这“攻坚老虎”毕竟是“攻坚老虎”，一投入战斗就显出股非同一般的劲道，可又有谁甘心落后呀。1纵副司令曹里怀和1师师长贺东生奋勇争先，乘坐装甲车在环城的北马路上开路，撞毁两处工事，跟进的部队立即冲杀进去。
——我是主力，主攻就得是我的，不然还叫什么主力？
——你是主力又怎么的？主力是天生的呀？主力就叫你们包下了？谁打得好谁就是主力！
5师在苏北就爱打“小报告”，说人家“坏话”，抢急难险重任务。在东北，则成各纵师团营连，乃至战斗小组的“通病”，抢任务，嗷嗷叫。林彪又提倡“打没有命令的胜仗”，有命令，没命令，枪炮声就是命令，呼家兵，杨家将，七狼八虎一齐上。
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大会战，几十万大军打了个把月，许多人轻伤不下火线，更多的人已经累脱相了，仍然急行军，强行军，马不停蹄赶奔辽西。打沈阳更是拼命向前，唯恐落在别人后边。虽然其中也有去沈阳“发洋财”思想，可谁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在战场上有互相观望看笑话的呢？
国民党军队不但有嫡系与非嫡系的派系，还讲究实力，谁人多枪多，谁就是老大。
侯镜如贵为17兵团司令，可塘沽除了一个在塔山被打残了的独立95师和一些杂牌外，只有一个完整的87军，离开这个87军就玩不转了。军长段沄就经常不听招呼，干什么都要讨几分价钱。侯镜如气得没法：“我这个司令官简直不能干了！”
11兵团司令孙兰峰与侯镜如一样，手下也只有一个完整的105军。军长袁庆荣倒不像段沄那样趾高气扬，孙兰峰也主不了大事，实权都在袁庆荣手里。像那个使张家口决口的乱上加乱的突围计划，就是他一手拟定的，也就是告知孙兰峰一下而已。
袁庆荣本该正式召开会议，明确部署谁突围，谁佯动，谁守城，以小害换大利，以局部保全局。只是他也看透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了，谁还肯为别人卖命呀！
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嘴上不说，心里也想：你们装备好，又吃得好、穿得好，有仗就你们打呗。打败了才好呢，看你们再牛气！
同为地方军，实力与非实力派之间也是一样：你是主力，装备、补给什么都先紧你们来，打仗也就你们上呗。打赢了我们也跟着沾光，打败了也省得你们再牛皮烘烘！
谁曾见过共产党有这等事！
1947年4月，第三次临江保卫战前，辽东军区决定成立个前方临时指挥部，由3纵司令曾克林任总指挥，4纵副司令韩先楚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3纵和4纵10师，迎击来犯之敌。战前研究作战方案时，曾克林认为应该打击三路敌人中最弱的一路，韩先楚的意见正好相反。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两种意见同时上报，辽东军区批准了韩先楚的方案，并在复电中指示由韩先楚统一指挥3、4纵作战。
此战大捷。
下级突然变成上级，而且主要作战力量是3纵，却让一位外来户4纵副司令指挥，这不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了吗？还有，韩先楚是从延安抗大来东北的，3纵、4纵是山东、冀东部队，他没带一兵一枪。这若是在国民党军队，不就等于一个光杆副司令吗？临时让你指挥一下，就算表面服从，那心里呢？可共产党万众一心，只有一个敌人。
四野南下后，由陈赓任兵团司令兼政委的二野4兵团，曾配属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作战。林彪入黄埔4期学习时，黄埔1期的陈赓，恰好是林彪所在的3团9连连长。接替刘亚楼任参谋长的肖克，资格没陈赓老，却也和林彪差不多。而与肖克差不多的人，在四野还有一些。可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谁听说谁不服从命令，不服气，乱来了？
衡宝战役中，林彪指示先到部队的师长、团长，可以指挥后到部队的军长、师长。
“八&；#8226；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人，一路路人马，多则几万，少则几百，几乎囊括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所有编制、番号。一时间黑土地上南腔北调，色彩驳杂，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散乱无章。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八年抗战，来自各个根据地的部队，由于所处环境、敌情的不同，战斗作风和对敌斗争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就像持家过日子，各有各的过法、习惯。有些地区还有些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有多少个根据地就有多少个山头。这种山头是自然形成的，是恶劣的抗战环境造成的。而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昭示的则是一些人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当时还有句话，叫“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就像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争天下，约定先进咸阳者为王似的。这就使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一些人那里大行其道。
几乎是共产党人史无前例的山头林立，孕育着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
许多当时为老根据地来的老部队的老人都说，那工夫，若是国民党有几个军猛冲过来，那就不大好办了。一些新部队枪呀炮呀的那么好，有的还有坦克、装甲车，那些能打仗的老部队，一个连只有几支枪站岗，那仗还怎么打？
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山头、派系是先天绝症，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