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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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需凡只带一个侦察班，活捉敌人一个营。
8师23团进到距南苑机场30里左右时，前边一个镇子喇叭呜哩哇啦连天响。宣传股长李湖渴了，去老乡家喝水，问镇子里吹喇叭干什么，老乡说是保安队长娶媳妇。
从保安队长到傅作义，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解放军已经或即将出现在他们面前。
上世纪50年代曾任林彪办公室秘书的姜树华，当时是4纵队列科参谋。
老人说：
4纵急行军进关，每天晚上100多里路。有的战士就编顺口溜：“运动战，运动战，一天一百二十八里半。”开头就是走，到延庆时打上了，当时也不知道敌军番号，后来得知是傅作义的104军，还有16军。敌人逃，我们追，敌人乱了，几十辆汽车在一个大山沟里叫我们截住了。“林刘罗”来电报，问消灭的是哪部分敌人，让我们把番号搞清楚。参谋长李福泽让我去趟延庆，找俘虏问一下。我连夜往那儿赶，路上都是敌人尸体，衣服都让老百姓扒了，有的让汽车压得扁乎乎的。见到个国民党少校，见我戴着狗皮帽子，就问你们是林彪大军吧，我说是。他说，是林彪大军，该输，不冤。
国民党俘虏叫我们“林彪大军”，华北部队叫我们“东北军”——东北野战军嘛。南下后，南方人叫我们“大军”、“东北大军”、“东北军”。
北满部队戴的都是皮帽子，大都是狗皮帽子。南满部队大都是毡绒帽子，有些也是狗皮帽子。
许多老人都讲到进关后，沿途敌人望风而逃，捉到的俘虏都说最怕你们这些戴狗皮帽子的。一些战士也淘气，老远就把狗皮帽子挑在枪尖上摇晃，吓唬敌人，到天津城下还摇晃。
老人们都说，进关也好，南下也好，有想家的，有开小差儿的，可那士气旺着哩。连那些开小差儿的人都明白，这支军队是攻无不克的、无坚不摧的。
进关途中，5纵13师发生一起车祸。
师长徐国夫、政委李辉和政治部主任胡寅，与几个警卫员乘坐一辆美式中卡，行至青龙县汤道河下个大岭时，刹车失灵了。那岭叫“十八盘”，山路一道一道的，就像地图上的等高线。徐国夫会开车，见势不好，大喊“换挡”、“换挡”。司机是个解放战士，车速太快，人也慌了，那车一下子飞了出去，撞到对面山上又弹了起来，滚了几滚，翻下三节盘山道，才停了下来。
坐在车后的几个警卫员伤势不重。徐国夫右脚断了。李辉内脏摔坏了，当晚就去世了，胡寅当时就没气儿了。
半个世纪后，徐国夫老人讲到这里时，声音有些哽咽：在东北打了3年，那仗打得那么苦，也没牺牲几个师职干部呀。
叹口气说：新中国来之不易呀！
第二篇 黄土地
战火硝烟中，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华北的黄土地。
瑞雪兆丰年。
当然是共产党的丰收年。
第三章 各打各的算盘 （一）“布衣将军”
在设在北平西郊公主坟附近的华北“剿总”总部，傅作义双手插在背后的棉裤腰里，两只穿着黑布鞋的脚，在漆成棕红色的地板上来回踱步。
如果是影视，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个已经“王”不起来的“华北王”的这个别具一格的习惯动作，不知道始于何时。我们知道的是抗战名将傅作义，抗战时期每逢思考问题时，就会习惯地将双手插在背后的裤腰里。
请看1933年长城抗战中，日本随军记者是如何评述傅作义第一次率军抗战的：
人所共知的傅作义军……竟藐视日本军之威力，自到怀柔后，对我两羲一部，即取抗战行动，我军对此执拗冥顽之中国军，实不得不予以严重打击……敌在高地筑有中国式的坚固阵地，该阵地两侧伸出，一对由密云前来之我军，一对由蓟县前来之我军，侧背之早川联队，突受敌千余人之进攻，结果伤亡约三百余人。
接下来就是1936年的绥远抗战，其中百灵庙大捷驰名中外。全面抗战后，1939年初，傅作义率部移驻绥西河套地区，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连战连捷。1940年的五原大捷，使日军长期不敢西犯。
再看1947年4月14日，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封电报，又是如何评述东北野战军进关后的这个对手的。
傅作义部队之干部带兵方法系采用冯玉祥之养兵政策，所赋予之任务毫无犹豫不决，毅然执行，其牺牲之精神特强，傅对战时之兵力运用颇冒险性，尤于重点方面之攻击，每不顾前后左右之部署如何兵力如何而对重点必集中全力攻击之，如此次集宁张家口之役，均集中其全力以赴其新攻击之目标，而其后方之基地则仅留残余老弱之少数部队以守之，其部署谓如当时共军若以小部袭其后亦决无今日之傅作义，以其屡次冒险，故获成功，部属对之极表钦佩，而傅也颇以为得。
无论隆冬，还是盛夏，也无论是在威严、肃穆的“剿总”办公室，还是置身硝烟弥漫、弹雨纵横的战地，傅作义的这个别有看相的习惯动作，都显得不伦不类。不是双手左右叉在腰间，而是插进背后裤腰里，即便一身笔挺的将军呢，也会支翘八杈得成了什么模样？更不用说一口山西话的三星上将，总爱穿套像他的察绥军一样臃肿的棉衣了。“大将军八面威风”是难得想见的，易使人产生联想的倒是春日暖融融的阳光里，坐在窗前、倚着墙根的老农，双手伸进裤腰里摸出个虱子，送进嘴里咯嘣咬出个响。
可就是那些总是居高临下地睨视惯了杂牌军的蒋系将领，也不能不对这位“剿总”总司令深怀敬畏之情。
将军的威风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只是眼下这仗可怎么打？
内战伊始，傅作义出手不凡。
先是声东击西，解了包头和归绥之围，接着又从背后偷袭了张家口，打通了平绥路，并以虚张声势战法派兵支援东北。1947年11月，蒋介石撤销了孙连仲的保定绥署，成立华北“剿总”，将华北五省（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①、绥远②）两市（北平、天津）的军政大权交给傅作义。华北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把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一些御用文人则将其吹捧为“中兴清室”的曾国藩。
红极一时的傅作义，却如鲠在喉。
表面上，蒋介石将华北的中央军李文、石觉、侯镜如等兵团及青年军、交警总队，都归到了傅作义麾下，背地里却又交代这些人：“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老师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套把戏，傅作义早已习惯了。他知道，在战场上，他可以打成抗战名将，打成内战名将，打成“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的第31号战犯，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打成蒋介石的嫡系。
无论在何种场合，傅作义从不讲上司的不是，对蒋介石更是表示恭顺。有时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尽力揣摩蒋的意图，审慎作答。对蒋系将领也很客气，苦差事大都交给自己的嫡系去干，尽量笼络他们。但他若是逆来顺受、任人欺凌之人，还能混到今天吗？
军统特务头子、“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自恃根子硬，指示中央军各部，凡是人事调动、兵员补充、后勤补给等，皆须先经过他，由他承转。傅作义在不动声色中，与之周旋，抓紧实权。经常不经过兵团和军，直接指挥蒋系师、团长，将一个军调往几处。侯镜如是津塘防守司令（驻塘沽），傅作义把老部下、第八个补给区司令陈长捷从兰州调来，任津塘防守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司令，实际上架空了侯镜如。
1948年2月，傅作义在“剿总”军事会议上，说明他有权使用华北战斗序列中的所有部队，陈继承就提出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他，两人争吵起来。傅作义三次致电蒋介石，坚决辞职。蒋介石竭力挽留，说你若能举荐一个如你一样的人才，可以辞职。傅作义道：陈继承完全可以接替我。老蒋无奈，只好将陈继承撤换。
7月，蒋介石要傅作义再扩编4个军，并给了番号。一下子增加4个军，察绥军的兵力几乎增加一倍，老蒋如此“皇恩浩荡”，傅作义那心头却直敲鼓，不知老蒋又在打什么主意。抗战胜利后，老蒋是要缩编他的察绥军的。去年在张家口接受了扩编两个军的命令，老蒋却把他的嫡系35军和104军调去河北、东北。就决定除将原保定绥署孙连仲的部队扩编为101军外，其余编制分给所属各军，各增加一个补充师。这样，既可避免老蒋生疑，又可防范老蒋再抽调自己的部队。
傅蒋斗法。
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去沈阳途径北平，在“剿总”小礼堂给师以上军官训话。中央军个个身着美式毛料军装，皮鞋锃亮，领章上金星耀眼。察绥军则一律与士兵一样的棉衣，腰扎两指宽的牛皮带，脚踏黑布鞋，军官官职高低，只能近前从胸章辨识。比这种泾渭分明更意味深长的，是主席台两侧的大红布对联：“我们多一分努力，总统少一分忧劳。”
没说的，蒋介石与傅作义，中央军与杂牌军，在反共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这种人为的“忧劳”，从来就未断过，而且越来越多。
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国民党有两个。
这仗可怎么打？
蒋介石要他撤军江南，以确保江南半壁江山，并委他为东南军政长官。
他的部下则惦着西去，念念不忘绥远，不想离开察绥军的老家。
东南那是什么地方，又是谁的地盘？就算蒋介石不再给他安插个陈继承，那地方会不会冒出个什么“继承”来，与他分庭抗礼？从军30余年，血里火里，足迹就没离开这片黄土地，他这个“华北王”尚且“王”不起来。去那片人生地不熟的红土地，寄人篱下，上下挤对，那“东南王”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他是在军阀混战中投身军旅的。他知道，在中国枪杆子固然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没有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也休想玩得转。老上司阎锡山，无论周边世界如何风云变幻，个人命运怎样浮沉莫测，铁了心就把根子扎在山西，连铁路的钢轨也和周边省份不一样宽窄。李宗仁和白崇禧，更是苦心经营广西，依托广西进出中国舞台。一旦失利，就乌龟缩脖般退回老巢，舔净伤口，养精蓄锐，再卷土重来。而张学良的东北军，自“九&；#8226；一八”事变失去了根基后，就被蒋介石挥来使去，浮萍样到处漂泊、流浪。当年可与中央军媲美的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如今已七零八落的成了什么模样？
西去绥远当然是条路。“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离不开老窝。”察绥军久居绥远，部下官兵大都是察绥子弟，归去呼声不断。那片能让他产生一种热烘烘的家的感觉的熟悉的土地，也像有根无形的线儿，一牵一牵地勾着他的魂儿。只是这么一走，占华北大半兵力的中央军，肯定就要与他分道扬镳了。枪杆子的分量，可就是他傅作义的斤两呀。离开老蒋单干，不到万不得已，这条路是走不得的。而且，去到那里，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这帮子虎狼之人，是那么容易相处的？
守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