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第四卷:大漠雄风-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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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见状，急忙唤来宫女上来替他们更衣。
并让传旨尚食局，让其为李世民准备一些早膳。
李世民是夜睡眠时间充足，精神恢复得很好。
走出殿外，经凉气一冲，更显清醒。
他抬头向天，就见一轮圆月上面，是寥廓的夜空，显得天很高，夜更静，使其心情也变得更恬然。
到了两仪殿内，他凭案而坐，开始阅读那摞尺余厚的奏章。
奏章中多是一些六部的具体事务，李世民随阅随批，倒是不费太大的工夫。
到了后来，有四封上疏引起李世民的极大震撼。
第一封是马周所奏，其疏中列举百姓现在颇有怨言，究其原因，“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值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
今此年丰稔，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也。”
读到这里，李世民喃喃道：“多营不急之务？什么是不急之务？我操心国事，哪一件事不是急务？” 他又接着看下去，只见下面又写道：“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
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马周写到这里，已经很明确指出，随着财富的逐渐积累，李世民已不如贞观之初那样俭省，开始奢费起来。
李世民这些年来的手脚确实开始大起来，像修建宫室，动辄宴欢，又穷究书艺，以追求一些悠然逸趣，与其贞观初年时的作为大不相同。
外人能看出他的这些变化，然他自己却没有任何感受，觉得诸事皆顺势而成，没有特殊的地方。
有句话叫作“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个人大凡行事往往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往往不能自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阅罢马周的上疏，认为其中多是一些空泛的道理，遂不作理会，随手丢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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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媚娘承恩驯马 李世民夜读谏章（8）
第二封是黄门侍郎刘洎所奏。
刘洎是荆州江陵人，其初为萧铣的黄门侍郎，归唐后，因其好恃才直言，在贞观初年谏诤成风的大环境中渐渐获得了李世民的重视，其升迁很快。
此次上疏，其意也是劝谏李世民要善始善终，其中说道：“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
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图治，此迹于尧、舜；及其安乐时，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
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
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
其反复说明，君臣在生活环境变化时，往往不自觉地改变一些做法，刘洎的疏中其实直接指明，李世民现在的作为与贞观初年的做法已经有些变化。
李世民接连读了马周和刘洎的上疏，其疏中不约而同说了一样的意思，使他开始重视起来。
他起座离案，在殿内踱步，喃喃道：“我真的这样吗？”他将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又想了一遍，觉得不像二人说得这么严重，因为这些年的作为与贞观初年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在花费时肯定与以前不同，毕竟，贞观初年钱物困窘，要节省着花；现在财货堆积，手脚当然要大一些。
有句话叫作“量入为出”，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吗？ 此后，李世民又读了后面的两封疏，皆是魏征所上，其读罢就换了另一种念头。
魏征的第一封上疏，其内容与马周、刘洎上疏大致相同，讲的多是一些大道理。
其中一段最为精彩，让李世民击节赞赏，原话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
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
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李世民对魏征所言极为重视，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定式。
他看到此疏中所言的“十思”，认为堪为经典，遂唤太监磨墨，其挥毫将其书成楷书。
当其一丝不苟将“十思”书成后，晨曦已透入窗棂。
李世民令人将字幅挂在屏风上，既默识魏征的深意，又欣赏自己的书艺。
这“十思”用今日的话来说，即是：看见能引起自己爱好的东西（如玉杯、美色、美酒等），就应该想到知足，并常自警戒；想到建造宫室之时，要知道适可而止，使百姓得到安宁；想到君位高而且危，就要不忘谦虚自卑，以养其德；恐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要想到江海之所以巨大，是因为江海能居于百川之下；当盘乐游逸之时，要想到以三驱（指围猎时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被围的禽兽可以逃出一些）为限度；能够慎始慎终，就不会懈怠；忧虑自己的耳目被遮蔽，就要虚心接受下面的意见，使人人得尽言；畏惧有谗邪的人在自己的身边，就要时刻匡正自身以斥退邪恶之人；当要奖赏他人时，要想到不能因自己好兴致而滥赏；当要惩罚他人时，要想到不能因为自己盛怒之下而滥用刑罚。
魏征所言的“十思”，其实是用凝练的言语，高度概括了君主修身养性的法则，这也是李世民郑重将其高悬的原因，便于他时刻诵读。
李世民办完了这些事，暗自沉吟道：“上天降生魏征在侧，能够时刻警醒自己，实乃幸事。”
李世民怀着这样的心情读魏征的第二封上疏，慢慢就失去了轻松。
武媚娘承恩驯马 李世民夜读谏章（9）
魏征开篇言道：“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
故其垂拱檐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
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
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所言信矣。”
李世民读到这里，随手翻了后面的折子，发现此文写得挺长。
心想这老儿不知又动了哪一根筋，接连上二疏不说，还一篇比一篇长。
观其中“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的意思，其大约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以劝谏自己在国家富康之时不可懈怠。
果然，魏征下面的话先是猛捧李世民，其赞扬道：“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
这是说李世民年轻英武，纵横天下，取得辉煌功业。
“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
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
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
常怀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
一言兴邦，斯之谓也。
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这是赞颂李世民在贞观初年采取各种措施，以文治武功，终于取得天下大治。
说其功劳连商汤、周武王都不足以相比，其道德则与尧、舜相差不远。
李世民读到这里不免有些得意，能从魏征的口中说自己与古代贤君尧、舜、商汤、周武王相比肩，委实不容易，不由得面露欣喜。
然他知道，魏征在开篇先赞自己，以使有一个可比照之物，后面的话好不到哪里去。
果真，就见魏征语气一转：“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淳朴之理，渐不克终。
谨以所闻，列之如左。”
这是说李世民近年违背了原来的一些志向，将那些淳真朴素的道理，渐渐不能坚持。
李世民瞪大双眼仔细向左看去。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净之化，远被遐荒。
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
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
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魏征在这里说李世民贞观初年无为无欲，近年来却有变化，像去西域诸国求马，到国外购买珍奇之物，这些都是事实，因而说李世民连中等君主都不如。
魏征的话让李世民难以接受，李世民认为他只顾一点，不顾其余，自己求马买珍奇是实，然各项有益措施未失，国运蒸蒸日上，岂能因一点小事就将举国抹黑？但魏征举出了汉文帝拒收千里马，晋武帝焚烧雉头裘的例子，这些都是事实，此二人的功业只能算是中等君主，则所说并不为错。
李世民无奈地摇摇头，继续向左看。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子贡曰：‘何其畏也？’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不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初，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
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武媚娘承恩驯马 李世民夜读谏章（10）
李世民某一日偶然对群臣感叹道：“看来百姓无事就骄奢安逸，让其劳役则容易驱使。”
这句话是其随口说来，不料被魏征记得如此牢固。
他先用圣贤道理铺垫，说明百姓是惟一的国家根本，继而直斥自己的妄言，嘲笑道：“没听说过因为百姓逸乐而导致国家败亡的事。”
这使李世民面红耳赤，觉得魏征真是揭了自己的疮疤：自己贞观初年心想百姓，近来对百姓确实有奴役之意。
下面的这段话，即是直斥李世民追求享乐，往往编造理由营造宫殿（如大明宫、飞山宫、洛阳宫），以杜绝谏官之口：“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
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
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
’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绝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李世民每次欲营造新宫的时候，因怕群臣谏止，先找来爱谏诤的臣子说明自己的理由，不料还是被魏征瞧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思。
读到这里，李世民又无奈地摇摇头。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