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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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热”走入了大众层面。
张爱玲这个名字，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传奇”。
众多的女作家也蜂起效仿“张氏语言”，一时女性文字中“底子”、“芯子”之类的词汇夹缠不清。
此后，大陆各出版社狂印张爱玲作品，以满足读者需要，但大都未经授权。张爱玲当然很不满，授权姑父李开第处理她的大陆版权，但李开第已是八十老翁了，哪里管得过来？
在解放初的上海，以梁京为笔名发表的《小艾》，此时也在港台被人“发现”，两地报纸同时连载，香港还有人出了单行本。
张爱玲“望洋兴叹”，只好搜集整理了一批旧作，由台湾皇冠出版了《余韵》（1987）和《续集》（1988）两本集子。
那么，她在80年代中期，为何要频频搬家？
这是张爱玲研究中的又一段公案了——她是在“躲跳蚤”！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按这样算的话，张爱玲搬家次数高达一百八十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她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就更玄了：“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一周搬一次家，应是夸张的说法了，再说洛杉矶也没有那么多汽车旅馆可供她选择。
汽车旅馆虽简陋，却定期有人清扫，连床也不用铺，对她倒也正合适。这段期间内，为减轻拖累，她不得不尽量丢弃一些“身外之物”，后来渐成习惯，反倒视一般家居摆设为累赘了。
早在“躲虫子”之前，庄信正担心张爱玲的健康，就把自己的一位朋友介绍给张爱玲，以便就近照顾。
这位新朋友叫林式同，是土木工程师、建筑商，既不爱好文学，也从未闻张爱玲大名。
他第一次去找张爱玲，是在电话里约好的，路上开了40分钟的车，还因为违章接受了一张罚款单。找到张爱玲住的公寓305室，他敲了敲门，里面仿佛有动静，却没有人应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太平洋上的辉煌落幕（3）
他再敲一次，并且自我介绍：“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屋里有了动静，又过了半天，一个缓慢轻柔的声音带着一点抱歉的口吻应答：“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林式同大为诧异，但也只能应一声好，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往电梯口走。忽然听到身后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留在房门口的黄色信封袋已经不见了。
——真是太神秘了！
其实，张爱玲一是怕生；二则受英式教育影响，不想在卧室里见客——她一直住单身公寓，只有卧室，没有客厅。
直到一年后，张爱玲为躲“跳蚤”开始频繁搬家，不得不求助于林式同，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会客厅“接见”了他。
当时林式同看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出门也穿毛拖鞋，有时戴上假发套。
这次张爱玲谈了躲跳蚤的事，说将来如果需要，还要请林先生帮忙物色房子。林式同大惑不解，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后来竟然成了张爱玲专门的“租房代理人”。
张爱玲对那个卡夫卡式“蚤子”的存在，坚信不疑。有的朋友不理解，写信给她说，杀灭跳蚤很容易，用喷杀剂就行了，何必搬家？
张爱玲答复：是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小得肉眼看不见，根本就杀不净。
她去看医生，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但又不便明说。
宋淇对这件事也是牵肠挂肚，便邀请张爱玲到香港来治病。但张爱玲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她自己说是“三搬当一烧”，不但把《海上花》的英译稿给弄丢了，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想去香港，也去不成了。
她这一段过得相当不安稳，兼之牙痛又发作，怎么也看不好。据夏志清讲，她不像夏志清他们看病有固定的私人医生，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看病时还要等候多时。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旧车代步；搭公车的，十有*是穷人、流浪汉、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有如潦倒的bag lady“纸袋流*”之意。，该是何等狼狈！
夏志清教授后来提及此事，痛心疾首。
也有张传作者不解：从各方面资料来看，她这时收入已经不低，为何不去找私人医生？——那就不得而知了。
她的健康成了问题，朋友们辗转相告，都很忧心。大家认为，张爱玲长期独居，过于封闭，且起居无规律、饮食简单，人也就老得快。
10年前，张爱玲曾经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哈佛研究生司马新。司马新因为选了《海上花列传》做学位论文题目，通过夏志清向张爱玲请教，与张爱玲建立了书信联系，后来也加入了张爱玲朋友们的行列。
此时，司马新已在波士顿一家公司任职。1988年，他辗转托人，在洛杉矶找到了一位名医，答应可以给张爱玲看一看。不久，司马新收到张爱玲来信，说已经看好了病，盛赞那位名医“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
太平洋上的辉煌落幕（4）
医生的诊断是，以前大概遭遇过跳蚤，但两三年前就没有了，现在的瘙痒是皮肤特殊敏感，敷了药就好。张爱玲说，用药过后“奏效如神”，现在已经找到房子定居了。
朋友们这才放了心。
司马新后来在他写的张爱玲传记里，坚决否认了“张爱玲晚年有心理疾病”的说法，但是，这三年间惊人的搬家次数，似乎也不是心理正常者所为，大概还是老年心理偏执的反应。
在张爱玲治疗期间，水晶在《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张爱玲病了！》，以唤起各地张迷的共同关注。可是，张爱玲并不领情，怪他泄露了个人隐私。水晶只能叹息：“无意间得罪了她，被摒于‘张门’之外，连‘看张’的资格都失去了！”
“跳蚤事件”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但接下来，张爱玲又遭遇了“垃圾事件”。
1988年秋，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皮肤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
没过几天，张爱玲又从一家汽车旅馆写信，请林式同赶快替她找房子。还没等林找到合适的房子，她自己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离她最后住的那家汽车旅馆只有一英里路。在这里，她住了有大半年。
这是一条比较嘈杂的街道，居住的人各种肤色都有，是大都市里的“第三世界”；但张爱玲租住的公寓却似鹤立鸡群，相当整洁。不过，价格也够昂贵的，每月380美元。
她的房间，是走廊最里边的一个套间，家具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
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整天不出门。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偶尔出门，就是购物。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比如咖啡、牛奶、胡桃派、熨斗、衣架、奶油、抹布、刮刷、香皂等等，然后出去，跑几家店一次买齐。
偶尔也看报纸，不过都是挑着看，不大认真。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还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见人。
在屋内，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不再打理发型，只以假发替代，也不再化妆，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
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老鼠洞”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不声不响，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
这女客，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很多张传都说她是“台湾某报”的记者，实际上，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后来曾与台湾明星演员赵文瑄有过一段“姐弟恋”，不过，当时还只是一个“文坛新人”。
戴文采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刻意学过张爱玲的文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就写信去给张爱玲，表示希望能够拜访一下。
这当然不可能有回音，“类似的信件，到了张爱玲手里就如落进太平洋”。戴小姐决定不放弃努力，1988年秋，她跟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诗人痖弦约定，算是由报社派遣，前去采访张爱玲。
戴文采找到了张爱玲住的公寓，向管理员提出，要租住张爱玲隔壁的那间房。
一连等了十多天，那房子才空出来，她立刻入住。
她并不想打扰张爱玲，只是在悄悄地等待张爱玲出现。只要看见人，也就达到了目的。
结果整整等了一个月，每天贴着墙壁听张爱玲住房的动静，最终才看见了一次——张爱玲出来倒垃圾！
戴文采其实并无恶意，虽然张爱玲对此类举动肯定要愤怒，但也多亏了戴文采的这次“卧底”，世人才得以了解张爱玲晚年的一个真实侧面：
太平洋上的辉煌落幕（5）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的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作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踏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看见张爱玲这样警觉，戴文采当然不敢作他想。一个月来，她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机声音之外，一无所获，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