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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鲤·因爱之名-第1章

小说: 鲤·因爱之名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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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文/张悦然
  这是一本让人难过的书。当然《鲤》书系之前所选的主题——孤独,嫉妒,谎言,都是探向内心最阴冷的角落。但与这期相比,还是显得轻松一些。那些角落之所以阴冷,是因为它们被隐藏着。所以我们做这些主题,我们探讨,我们承认,我们分享,这些都是疗治,是让光线照进黑暗里。但这一次,我们丝毫没有把握,这些探讨是否有效。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件无能为力的事。
  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无数次在文档里键入“爸爸”“妈妈”这两个词,我变得非常想念他们。但我却不那么想回家。因为我在想念的,不是现在的他们,而是很久以前的。很久以前,久到我还是个不记事的孩子,久到我根本不存在。我脑子里都是一本黑白相册,锯齿边沿的照片,覆了一层朦胧的牛油纸,上面的他们,都还是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流露出渴望。但他们非常陌生,既不像现在的父母,亦不像我们。这些孩子被永远封存在牛油纸底下,夹合在历史书页里,像脆弱的昆虫标本,始终保持着飞翔的姿势。但飞翔,不过是个梦罢了。早夭的翅膀根本载不动几缕的风。
  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会说,妈妈小时候经历的事可多呢,等你长大了,可以把它们写下来。彼时她只是拿着我获得高分的作文本,随口感慨一下。她没有想过我会写作,甚或她根本不要我这样做。但我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比其他表姐妹,更需要把这些陈年的故事听仔细。我知道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哪怕没有人看。世代流传,这句话,我总会冷不丁地念出来。每次我念出它的时候,都觉得世界变得近了一些。
  世代流传,并且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做了这个困难的,也可能徒劳的主题。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1)
鲤编辑部
  在做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们编辑部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谢谢参与了我们这个调查的2000位读者。
  他们的出生年代从1976年到1996年,主要集中于1982年到1988年,有62%的人是独生子女。父母大多经历过*,但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参加了高考,有50%左右的父亲和35%左右的母亲有专科以上的学历。他们大部分很少谈起*,61%的父母,只有在被问起的时候才会说,又有7%的父母回避谈论这个问题。尽管有这样一个比例的存在,25%的人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父母,却也依然有27%的人觉得*对父母的影响一点也不大,
  有个附在后面的回答很好玩:“妈妈小时候的课本,第一页就是“开国大典”的相片,有天,她看到“毛主席”的脸上有一点污渍,于是拿橡皮去擦,结果把头给擦掉了……她被吓哭了,姥姥看到后,直接把那页撕了,烧掉……真不敢想象。我们这些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几乎每个都在小学或初中时,随意在历史书上涂画过。”
  在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方面,集中体现在生活习惯方面,45%的人选择了这一项,其次25%的人选择了教育。当然还有很多人补充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比如说父母一代理想的缺失,以及时代所赋予的差异等等。也有一个答案说:“没有冲突,因为我的隐藏和谎言。”
  大概由于人生观的冲突存在,父母对于我们所寄予的希望,只有少于5%的人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独特性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如此重要,而父母很少会谈起,有一个答案补充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选择“与众不同的个性”这一项。60%的选择是平安健康的生活,嗯,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关于那些出生在50…60年代,并且经历过*的作家们,比较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有多于20%的人说他们不看这些作家的作品,从来不看,并且不了解。而在另外那80%的人群里,余秋雨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其余还有巴金、鲁迅这样并没有出现在这次主题里的作家们。当然余华、苏童,王安忆、史铁生,王朔等也被反复起提,零星还有人提到张承志,尽管如此,20%这个数字依然让我们感到有点难过。
  有人在调查里附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父母有他们的局限,但我们何尝不是。试图去谈*这个话题,我有一种先天性症状的反感,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愤怒与叹息,或者试图意义上的客观都不能捕捉到它的真实气味、真实的历史的气味。而这一切都可能陷入一种空乏与空洞中。举我们父母的例子来说,无论如何生活是变好了,但生活的压力更宏大,而他们对苦难的记忆,基本上是一种无知觉的,他们关注的更是自身。”
  我们想从上面的那些数据里看到一点现实,这现实更多是关于现在,而不是关于历史。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对于我们的父母,对于时代,我们依然有话想说。
  用哪些词语来描述他们
  爱我、无条件爱我、平庸、盲目、过度保护、温暖、内敛、沉默、无私、不揣梦想、没有企盼、没有安全感、克制、脆弱、小角色、市侩、固执、木讷、距离感、正直、幼稚、头顶的整片天、与世无争、春蚕到死丝方尽、生疏、很少落泪、我爱的、节约、孤独、胆小、勤劳、限制、坏脾气、息事宁人、天、伞、无所不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2)
他们曾经天真,我们已被催熟
  哪怕是断断续续,哪怕是半遮半掩,哪怕父母们更愿意让那个时代烂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还是多少都听他们描述过那个时代。他们说红卫兵冲进了隔壁邻居家的屋子,于是他们把门关拢起来不再出声,他们去牛棚探望老师,看到老师正被打驼了背,握着扫帚背对着他们扫地。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我们都是被时代耽搁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他们都是旁观者,他们都是无辜、迷惘的人民大众,他们是被耽搁,被影响,被错误引导的一受害者,他们全部都是那么地清白,可是那些在影像和资料中出现的红卫兵,又是谁呢?现在再不会有人站出来责备他们,错误最终被指向了“四人帮”,而“四人帮”粉碎的那天,万人空巷,他们始终只是时代的追随者,又被时代的车轮滚滚碾过,并且到了最后把这一切解释为年轻时候的天真无知。
  是因为这样的天真无知携带了太多的残酷,暴力,恶,所以他们才不再向我们提起么。就好像那段时间应该要被略过,应该被埋起来烂掉,应该从此闪烁其辞,唯恐被挖掘太深,唯恐被从受害者的队伍里拖出来,重新去面对,反省。对,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反省过,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要天真的,但是他们,因为天真,而过早触碰到了残酷,于是现在,他们不会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拥有天真。80后是被催熟的一代,就像所有被催熟的果实一样,我们的果肉和汁水里,缺乏与天地,与岁月相连的甘甜,却有一种被“附身”的麻木和僵硬。我们与父母一样,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只不过他们反抗的是时代,他们讥讽,抱怨,抗议时代对他们的不公平。而我们的反抗却直接地指向他们,80后被定义为是拒绝长大,并且逃避责任的一代人。现在想起来,在童年里的每一天,我们被书本,电视,老师,父母要求着,必须要成为一个听话,守纪律的大人,并且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变成一个听话的大人,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他们在少年时不曾承担的责任。
  他们已有足够的恐惧,我们需要更多的爱
  我们这代人,每个人,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听话。做一个好孩子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听话,不听话的后果是很惨的,任何的违背都是行不通的,都会受到惩罚。他们甚至会因为一次无关痛痒的谎话,而痛心疾首地说:你再这样下去,是要被送进工读学校去的,是要被送进少管所去的!
  他们从来不曾对我们解释,这个世界的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只是把一切都往最严重的方向去说,而我们就在这样没有道理的规则里长大,渐渐地学会不去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也并不知道规则是怎么样的,他们只是要预防最最坏的后果发生,因为他们或许曾经目睹或者参与过太多的后果。
  我们当然应该知道感恩,父母是为了我们好,他们有着太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太丰富的过往记忆,以至于他们无法描述,唯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听话。
  我们到底要听谁的话?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听话?这些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们的,他们只是太想要保护我们,太希望我们安全,所以我们最好温顺如羔羊,紧跟着牧羊人的步伐,一步也不离群。

我们不能偿还你们的青春(3)
但是他们真的把安全给了我们么?安全是来自于爱,而不是怕。可是我们从他们那儿看到的,明明只有太多的恐惧。
  他们怕的东西太多了,他们怕混乱的时代再来一遍。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不再有信任,也不再有安全感,他们担心我们涉及政治,他们警告我们不许随便发言,不许质疑,不许提出问题,没有问题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他们已经不会再做那只出头鸟,他们也不许我们做任何形式上的出头鸟,他们自己都是普通人了,他们希望我们全部都做与他们一样的普通人。
  他们也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改变,因为任何改变都让他们担心失去现在拥有的那一点点现实。他们就是这样紧紧地抓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其中一些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因为他们只看到现在,而无法留待明天。“明天是新的一天”,这句话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是一句鼓舞人心的话,让人充满了期望与幻想,但是这样的话却让我们的父母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恐惧。因为在经历了坎坷的大半生以后,在经历了下岗,下海,股票,房子突然涨价…各种对他们的人生造成影响的变革,他们只想停下来,歇一歇,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可能变得更新了,或者说,就算是再新,再新,对他们来说,也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他们的伤痕,我们能治愈么
  有一个叫《死亡实验》的电影,讲一次科学实验,找了二十个普通人,随机分成两个组,八个狱卒和十二个囚犯,来模拟一周的监狱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嬉笑玩闹,后来狱卒开始使用权力维持秩序,随后就发展为滥用权力,私刑,发泄个人情绪,最后他们把组织实验的科学家也杀了。
  这个电影根据广为人知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在1971年组织的社会试验。它最终给志愿参加试验的学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心理影响,并且因为场面失控的缘故,不得不在第六日的时候就叫停。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把它拍称电影的却是德国人。同样发生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的著名的真人教育试验Ron Jones试验,也被德国人拍成了电影《浪潮》。在这个课堂实验中,教师Ron Jones让学生模拟一个极权政治的社会,由他本人当*领袖。最后也是发生了场面失控,学生完全被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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