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呼唤-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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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游局确实是位有心人，他竟然将他的专车调派出来完成这次神圣而又伟大的任务。其实游局的专车也没有高档到那儿，只是一辆青灰色的广州生产的“标志”，并且是县委招待办淘汰的二手车。开车的司机叫陈强，长得白白净净，细眉细眼，单从长相上完全看不出他是在新疆当过特种兵的。出乎我的意料，严一行竟然坐在车里。他今天的穿着非常规范，帽子、衬衣、领带一丝不苟。看那制服的成色，好象是第一次穿上身的。看见我，他有点不自然地打着招呼。
“今天是什么接待任务？”陈强开着车，问我，他也不知道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昨天听游局讲，好象是接待一位台湾人。”我说。
“范湖这么个穷地方竟能出一位台湾同胞？”陈强哼一声。
我笑了起来，说：“不能这样说，鸡窝里也有可能飞出金凤凰的。”
“不对，不对。”坐在后排一直没有说话的严一行插话，“那台湾人是广东出身的，不是范湖人，他到范湖来只是想看看以前的战友。”
我从前排转过身去，用奇怪的眼光看了严一行一眼。
严一行连忙解释：“昨晚我与吴江书记一道陪这台湾人一起吃过饭，是听他自己介绍的。他还说他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十四期毕业的，打过日本人，也打过美国人，后来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人俘虏了，结果去了台湾。”
我对严一行所说的台湾人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他严一行只是青龙山派出所一个小小的副所长，正股级干部，怎有资格与吴江书记一道陪台湾客人。我知道这严一行有意在掩饰什么，就冷笑一声，故意问：“哈哈，你严所长好大的面子呀！”
严一行有点儿紧张了，脸涨成了紫红色，汗也流了下来。他将帽子摘下来，往前欠了欠身子，一脸尴尬的表情，说：“我哪有那样大的面子呢？是李锐叫我一道去的。”
“除了你和李锐以外，还有谁？”陈强把着方向盘，侧过头瞅了严一行一眼。在局里陈强虽然只是一般干部，但是由于是给游局开车的，平时说话办事都给人以“师”级干部的感觉，一般人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严一行擦了下额头上渗出的汗水，又将脖子上的领带松了一下，说：“吴书记，杨县长，人大的郝主任，还有县委办公室的钱定三主任。总共七个人，在艳阳天三楼吃的晚饭。”
“那吴书记他们通知李锐去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时我想起昨天余小伟给我讲的有关公安局人事变动的小道消息，情不自禁地多问了一句。
“其实没有什么目的。”严一行说，“酒席上吴书记只是告诉那个台湾人，今天李锐也将陪同他一块去范湖。谁知今天早上李锐竟出了这样大的事情，结果计划就被打乱了。”
“吴书记当着台湾人的面没有表扬李锐吗？”我知道自己问这话完全是出于心理不平衡，或者说是出于嫉妒，但我忍不住，还是直截了当地问了出来。
严一行沉默着，看得出他的内心非常矛盾。过了好一刻，他说：“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表扬，吴书记只是向那位台湾人介绍说李锐精明强干，日后整个江夏的社会治安就全依靠年轻人了。台湾人也说李锐年轻有为。我认为吴书记所说的和台湾人所说的，都非常正常，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意思。”
看来余小伟昨天向我透露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长叹一口气，闭上眼睛，不想再说什么。
陈强却错误地理解了我此刻的心情。他劝我：“曾哥，想开点，何必为那件事呕气呢！”
我睁开眼，瞅了他一下，问：“哪件事？”
陈强以为我故意在装糊涂，有点不高兴，说：“还有哪件事，不就是那封匿名信的事吗？”
我瞪着他：“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你呀，所有心思都在案子里面了。这件事连守门的老章头都知道了，你说全局还有谁不知道呢？平时看你好象精明强干的，其实是个糊涂蛋子。”陈强白我一眼，将手里的烟头扔到车外。
“是呀，我们所里也收到一封这样的信，全所人都知道了。他妈的，不知道谁这样缺德。”严一行说。
凭心而论，我还真没料到事情竟严重到如此地步。昨天游局与我谈过后，我仔细想过，参加工作十多年来，我曾帆在单位里曾没有与人发生过非将对方搞得声名狼藉的矛盾，最多也只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就观点问题发生争议，所以我自忖写这封匿名信的人绝不可能在单位范围之内，最大的可能是那些经我破获的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十多年来，被我抓进监狱的犯罪嫌疑人到底有多少，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或长或短的监狱生活中被改造好了，成了一个知荣辱，有责任感的正常社会公民，但是仍不能排除部分顽固不化的家伙存在，他们刑满释放后，会利用一切机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像对李锐这样直接进行肉体报复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是打匿名电话，写匿名信，或者对家属进行恐吓。这些人的动机大不了使我们在领导面前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再就是产生家庭矛盾。这些负面影响应该只是小范围的，时间长了，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即使存在部分问题，知情的人也会逐渐淡忘，最多也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而已。但是，现在向我下手的这个家伙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的目的不仅是想毁掉我的工作，而是毁掉我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一个有强烈责任心，有崇高道德水准的人，若生活在怀疑、鄙视的环境之中，他是没办法正常生活下去的，伴随他的将是整日生不如死的感觉。看来，写这封匿名信的家伙，不仅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并且对我道德标准也了如指掌。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努力在脑子里搜索，想将这十几年来的点点滴滴重新进行过滤，希望能够找出几个可以怀疑的怀疑对象。但是，此时此刻，我没办法集中精力，感觉脑子里像塞满了破棉烂絮，没办法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
我将头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上眼睛，感觉泪水在眼眶里涌动，随时都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多少年了，应该讲大大小小的坎坷和挫折我都遇到过，但是我曾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感觉，仿佛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旋涡中，自己无力救助自己，别人也只是冷漠地看着自己在作徒劳的挣扎，而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
此刻，我身下的“标志”车象一头怪兽，怪声怪调地呻吟着，惬意地将车前那永没有尽头的柏油路面一段一段地吞咽下去。路两边的树木、远处的山峦以及渐渐泛绿的田野更像是喜欢看热闹的起哄的小市民，当它们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看清眼前的一切后，就面无表情地从车窗边倏地离去。天上的云彩呢？苍白得像死鱼的眼睛，对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一副熟视无睹的模样，仿佛根本就没有看见。哈哈，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的冷漠，没想到自然界也同样是如此的冷漠。我在心里苦笑一声，却让一声叹息象狼嗥一样从胸腔里迸发出来。
陈强和严一行从我的这一声长嗥里感知了我内心里的痛楚，除了不停地给我递烟，给我点烟，一路上他们没敢再吭声。
车子过了郑家店，过了大路，又过了叶家墩，当看见高高耸立在江边的过江电塔时，几乎遗失的记忆和思维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里。确实，在不是十分遥远的记忆里，眼前的一切我是太熟悉了，特别是眼前那个巨大的过江电塔，以及电塔顶端的那盏红灯，不知有多少次它曾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醒来后激动不已。在我一九八零年到金口警察学校读书以前这座过江电塔就已高耸在长江边上，那时学校里学习非常紧张，一个月只有两天假，这两天假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珍贵了，我们会利用这两天的清闲时间回到马鞍山，一来看看久违的父母，二来缓解乡愁所带来的诸多不适。为了节省钱，在警察学校就读的三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坐公共汽车回家。天没亮从学校出发，怀揣头天晚上从学校食堂买的四、五个馒头，一路步行穿过金口镇，过金口化肥厂，过叶家墩，过郑店，然后沿107国道过云景山，过段岭庙，过株山茶场，最后到达马鞍山。三十公里的路程，大多数时候，我只用五个小时就走完了。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没办法弄明白，为什么当时能够吃得下那么多的苦，能够有如此充沛的精力？为什么我对那座电塔有如此深的印象呢？这主要缘于我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的建筑，并且没办法能够让我相信塔基下竟有房间，有三、四家住户住在里面，听人说，他们是专事电塔维护的。耸立在汉阳蛇山上的那座写着洋烟广告的电视发射塔应该算得上高大吧，但是，每每从这座塔下经过时，我从没有认同别人的观点，只是别人没办法知道，我心中最高的塔就是眼前江边这座过江电塔了。有些东西是不能单从客观的标准来衡量的。从学校出发，隔老远我们就能看见塔顶的那盏红色灯光在墨黑的夜空中散发出柔和的光彻，相比较而言，满天的星光就显得太黯淡了。一位守塔的年轻人告诉我们，这盏红色的灯光没有其他的作用，只是警示晚上飞行的飞机别撞到塔上。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每当我们看见那盏红色的灯光时，我们就会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唱起《闪闪红星》中那首当时不管男女老少，谁都会哼上两句的主题歌：“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可能现在有人会说，那是年轻人在走夜路时自己给自己壮胆。真的，我还真不知怎样评判这些人的看法，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那些年轻人的心！
“标志”从东到南，到西，几乎挨着金口镇绕了一个整圈，就到了原来的金口警察学校。我一看时间还早，就让陈强将车停下，让他将车开到前面的金水堤上等我。我想一个人在这块曾经熟悉的地方走走。金口警察学校是一九七九年建立的，整个校园都在长江大堤的堤外，从金水堤沿伸过来的长江大堤在学校的西边往南缩进去一个半圆形，将整个校园都裹在这个半圆里，遇到大的洪水，整个学校会变成一片泽国。学校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劳改农场，但那些劳改犯并不像金口对面大军山劳改农场的那些劳改犯一样种地养猪，而是专事烧窑。我们在学校读书的三年中，严格来讲是与那些劳改犯为伍的。他们在院墙外做砖坯，我们则在院墙内读书习伍，但我们吃饭的食堂是紧挨着的，当然饭菜质量有天壤之别。那些劳改犯不足百人，时间长了，有些胆大的竟与我们这些学生混熟了，相互之间见了面还点个头打声招呼。后来因那次“拳击事件”导致学校强制性规定我们不得再与那些劳改犯有一丝一毫的交往。那次“拳击事件”仍是老同学们聚会时津津乐道的故事。好象是进学校后的第二年，学校组织了拳击队，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同学从五百多学生中被精选出来，整天在靠近金水河的河滩上练习拳击。由于河滩紧挨着砖瓦厂，就时不时有剃着光头的劳改犯在旁边看热闹。这些劳改犯中也不乏能人，看久了，他们就开始对拳击队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