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国遇见爱情:迟到的间隔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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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面试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大食堂，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把房间填得满满的。义工们一手拿着奶茶，一手拿着饼干，各自站着聚在一起聊天。我走进去，感觉好像陌生人，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有点胆怯。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个胆小鬼，连这种场合都觉得有隔离感，也很少主动去和别人交流，我想除了英语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性格不够开朗外向。
跟着和我一样刚进来的义工一起，排队领早餐，站在一个角落独自喝奶茶、啃饼干。看着身边彼此聊天的义工，感觉有点孤单。西方的义工英语通常都很好，而且文化背景不一样，想参与其中聊天对我来说实在是挑战；亚洲的义工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通常都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走过去搭讪只能用英语，不免会有打扰人家的歉意。此时此刻，义工还没有开始，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个中国义工在这里由于“弱势”产生的失落感。
人群中，我看到了栗林毅。我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记得他的名字的，此时见到他有如见到老朋友一般久违，此刻的他对我来说似乎显得特别重要。我走向栗林毅，打了个招呼，用最为简单的英文单词和语调交流，希望可以和这个基本不讲英语的日本人聊聊天打发时间，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在墙角独自“享受”早餐的可怜虫。我们都是要去垂死之家的义工，等会儿可以一道同行。
早餐将近结束，修女带着义工们一起做一个短暂的祷告。然后一个巨大的拉闸门打开，外面居然就是加尔各答忙碌的大街，光线一下子明亮了起来。义工们一齐往外面走出去，各自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出发，该坐汽车的坐汽车，该徒步的徒步。而新来的义工便跟着在同一地方工作的老义工前往，我不知道跟谁好，不过有栗林毅在我身边，这个不讲英语的小子显得格外镇定，似乎早已经心里有数。我也就放下心来跟着他，穿过街道对面，一起等着开往垂死之家的公共汽车。
下了车，跟着大队穿过一条躺着很多无家可归的穷人街道，一直延伸到垂死之家门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垂死之家的关系，街道上有一些人在街上免费派发早餐，于是排起了长龙，流浪狗在排队的人群中穿梭，等待食物的施舍，有些吃饱了的狗又跑回路边睡觉，和仍未睡醒的流浪者躺在一起，此刻，人和狗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条垫在人身下的毛毡而已。
印度的贫富悬殊特别大，看起来是一个穷人众多的国家，对于我这种刚刚来到印度的人来说，流浪街头的场面似乎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它正发生在21世纪的加尔各答，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拥有地铁的印度第二大城市，可是一切的所见所闻又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我，传达给我不可置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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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义工
仁爱之家的义工有两条不明文的规定：第一是，自己病了请不要工作，因为身体虚弱容易感染病毒，也会将自己的病菌传染给病人；第二是对所有病人都要一视同仁，不要给病人任何的礼物和特殊照顾，以防引起其他病人的不满或妒忌。
带着这两条规定，我们走进垂死之家，迎面扑来的是阵阵的化学药物的味道，一排排的病床摆放在里面，病人躺在床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我们之前已有义工到来，估计他们是直接从住处过来的吧。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一派忙碌的景象。
我跟着大伙儿走过病人区，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储物柜，来到洗衣间，穿上围裙、有些义工戴上自带的口罩，洗手，然后就各自开始工作。日本和韩国的义工早就已经安排好似的跟着他们的“领队”前往各自的岗位，而我一个中国人，霎时间愣在那里，穿着围裙、洗完手，不知道做什么好，那时候真想有个口罩来掩饰我无助的表情，可是我没有。
我看见栗林毅待在洗衣房里面准备洗衣服，心想就从洗衣服开始吧，至少这里有个伴，于是走过去加入洗衣服的行列。洗衣服的工作初看起来并不是很难，早上病人开始洗澡换衣服，义工从病人区将衣服拿到洗衣间，衣服经过洗衣间里面的几个大水池逐个清洗完毕后拧干放进篮子里面送往天台晾干净，这就是洗衣服的程序。
洗衣服最后一道工序的大水池里面，估计水里面加了很多杀菌消毒的洗涤剂，水成乳白色，味道刺鼻，我的工作便是从这个水池里面捞出衣服再拧干净放进篮子里等其他义工搬上天台。
大约到了10点半左右，衣服和被单都洗完了，有人说是休息时间，义工都齐聚在二楼喝印度奶茶吃饼干。每天10点半到11点钟这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成了我们互相认识交流的时间。
11点钟之后，又开始工作。有人开始回收衣服并折叠起来，其他人便开始准备病人的午餐。饭从二楼煮好之后搬到一楼，将食物平均分到各个盘子里面，再发放到各个病人的手上。有些病人不能自理的就需要义工喂食，吃饭期间有些老人需要加水喝，有些需要上厕所……就餐完毕后，义工们就开始回收并清洁餐具，洗刷地板。
这样在垂死之家的半天工作，便算是完毕了。就如初来的时候一样回到洗衣间，脱掉围裙、口罩、再洗手，来到储物柜取走自己的东西，和病人和修女们告别离开。
对于我，半天的工作，半天和刚刚认识到的新朋友打交道，生活简单、充实。垂死之家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并没有到望而却步的程度。
。。
我的义工团队
在垂死之家的义工团队里，义工的流动性很大，有时候有些义工工作几天就离开，也有些义工一做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老人叫joe，他在垂死之家工作了20多年了；有一位来自韩国的中年人专门在垂死之家的天台晾衣服，也工作了好多年；我还遇到一个来自西班牙的青年人，他看来20多岁的样子，可是在这里工作了大半年时间，他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尔各答工作，其他的时间是回国做零散工赚取旅费再回到印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具备多大的爱心，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抛弃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
跟这些专程来到这里长期做义工的人比起来，我似乎只是一个看热闹的过客，感觉渺小得可怜，幸好垂死之家还有很多义工也都像我一样是“旅行过客”，还有很多来自日本韩国的学生，有些是假期旅行，也有些是出自自己本身的专业需要来到这里亲身体验实践研究的，因为年纪相仿，感觉并不孤单，不时还可以交流一些旅行的信息。
由于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栗林毅当然算是我第一个义工的朋友，加上我们从缅甸开始时候的故事，大有不打不相识的感慨，来到加尔各答之后两个人因为语言问题虽然交流并不算很好，但一起工作久了似乎也心有灵犀，比手划脚的也还可以简单沟通。栗林毅从第一天开始工作的时候便一直都安安静静、一心一意的，一做便是几个小时，平常也不见得他怎么和身边的日本人讲话，很多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垂死之家的义工。他是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用心在工作，从一开始，我便为这个低调不健谈的家伙所打动。我想，这个天主教徒普通的外表里面应该有着一颗美丽的心吧！
在仁爱之家总部的早餐时间，我认识了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人彻平。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比栗林毅好不了多少，感觉像个比我大几岁会讲中文而又神经兮兮的家伙，1米7多的消瘦身材，留着稀疏的胡须，头上绑着一条大花布，穿着T恤搭配印度男人穿的筒裙，脚上一双塑料拖鞋。中文讲得有点奇怪，不过一开始见面他讲话倒是扼要中肯：“我旅行中国9个月，学习中文，用字典自己学习，我爱中国。”
环游世界是彻平儿时的梦想，并没有受到什么高等教育的他从18岁开始便离开日本前往南美洲旅行，而他的环球旅行梦也一发不可收拾，一走便将近10年，到现在还在路上。他喜好学习语言，旅行到哪里便学习哪里的语言，他会表演杂技并以此赚取旅行的费用。他并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职业甚至乐在其中，通过他我才发现原来对旅行的狂热可以转化成为这么大的毅力和抛开世俗眼光的修养！由于他不在垂死之家工作，也不住同一旅馆，估计见面机会不多，所以我也没有怎么留意他，却不知道后来因为另外一个人拉近了我和彻平的关系。
来到加尔各答之后不久，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野人”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说到他现在尼泊尔，准备过来加尔各答这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是野人从Sudder street的Hotel marria打过来的，那里正好也是彻平入住的旅馆。野人是我大学的同学、舍友，我们都不是大学校园的乖孩子，至少书都没怎么读好，不过他比我好，专业能力强，我什么都不会。大学毕业后我们分隔南北，各奔前程，虽然感情不错但已经联系甚少。不料我开始间隔年的第二个月，他也辞职离开北京开始旅行，从尼泊尔准备入境印度之前意外发现我在加尔各答，于是便直奔过来碰面。远在他乡碰上大学同窗的哥儿们，除了感慨一番世事的奇妙，也实在倍感珍惜、惊喜！
有一天通过栗林毅认识了一位漂亮的日本女孩。她叫沙弥香，是日本红十字会护理大学的学生，以“家庭寄宿”（Homestay，是目前在国外非常盛行的游学、旅游等住宿形式）的形式专程来到加尔各答垂死之家当义工的。本来她并不属于我们的“旅行义工”行列的人，可是她心地善良、为人热情随和，和她一起的时间总是很令人开心的。加上一次她邀请彻平、栗林毅、我和野人到她“家”做客，还将她家里的高级威士忌酒拿出来与我们大伙儿分享，于是，一帮酒鬼在酒精的刺激下打开话闸互诉心事，就连栗林毅这个不大讲话的家伙也自爆了初恋故事。一直都认为是沙弥香令我们几个人走得更近，相处得更好，没有了她我们的团队便不完整。
就这样，三个日本人和*人，加上身边很多可爱的义工朋友，每天都在演绎着精彩的义工团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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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洗衣间
在垂死之家工作了几天时间，我的工作都是拧干衣服，由于洗涤剂碱性太强，我的手开始脱皮受伤，尝试过戴手套可是不方便。我于是离开洗衣间跑到了垂死之家的天台上面晾衣服，在上面没有化学味道、也没有体力强度很大的工作，只有美丽的蓝天白云，还有旁边大树上因为我们晾衣服影响到他们正常生活的乌鸦在向我们抗议的叫声。而我觉得天台最适合我的地方是十分方便我抽烟，在楼下工作就必须走到垂死之家外头才能抽烟，所以在天台有时候也跟会抽烟的义工一起偷偷懒，栗林毅有时候端衣服上来也闲聊几句，沙弥香通常在女病人区工作，有时候也上来天台帮我们的忙。野人来到垂死之家工作了几天后便到其他机构去了，好像跟彻平一起。
栗林毅还是继续留在洗衣间，我总是很佩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