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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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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自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外,每况愈下,到1934年秋节节败退,楚歌阵阵,在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后一个月只得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就更不用提了。与这些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苦战相比,张国焘确实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和理由。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渡过危机之后的张国焘急于报小河口受辱的一箭之仇,再次开展“肃反”。用绳索勒死反对派,成为他最开心的事情,他先后勒死了旷继勋、曾中生等几十位高级干部。(略)
  仇视知识分子,大行愚民政策,张国焘的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支惟命是从的军队。为此他精心挑选了“文臣武将”,纵容、骄宠他们,使黄超、何畏、李特成为横行军中的灾星悍将。

西征入川(12)
张国焘建立张家军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肃反”大杀反对派,二是在根据地和军队内推行愚民政策。
  这个北京大学肄业的知识分子,特别仇视知识分子干部。他有个著名的公式:“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关于他憎恨、屠杀知识分子的原因,与他共事多年的成仿吾作过这样的分析:“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
  张国焘在“改造”党、政权和军队的旗号下,大批地撤换有能力的干部。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例,他撤了省工农*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杨克明(知识分子干部,川东老党员,曾任三十三军政委),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福;撤了省工农*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知识分子干部,老党员,当过旅参谋长,曾领导过南部钟升寺暴动和任玮璋部队起义),换上一个在县里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孩子向思爵;撤了省工农*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司务长祝义亭;撤了省工农*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一个文盲赵健章。张国焘亲手提拔的省土地、粮食、裁判等委员会主席,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这些工农干部虽然本质很好,对敌斗争坚决,但是文化低、能力弱、缺乏*经验,不能胜任工作。张国焘就是利用工农干部的弱点,建立他的军阀式的个人统治。
  张国焘的军阀统治在军队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从不把军队看作是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工具,而是视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资本,因此,他否认党对军队的领导,否认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在部队中竭力扩张他的个人势力。
  2.从不把党管干部和德才兼备作为使用干部的基本准则,一切都以他的个人利益和好恶为标准,凡是无原则地跟随他的人,都被视为‘好干部”加以重用,团长一下子可以提升为军长;反之,凡是和他有过不同意见或者批评过他的人,一律视为“异己分子”,予以撤职、处分,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张国焘发明了“不识字的兵是好兵”、“听话的兵就是好兵”、“机关枪口下提拔干部”等理论,直接提拔一些打仗勇敢但综合素质不高的基层干部,如他看见第三十六团团长余天云打仗悍不畏死,就不问其思想作风如何,直接提拔为三十军军长,特别加以庇护。
  3.从不把三大*(政治*、纪律*、经济*)落实到官兵关系上,其他红军队伍里早已清除的军阀恶习,如对士兵的打骂制度、命令作风,在四方面军中还有影响,特别是张国焘纵容的亲信部队还相当严重。
  张国焘的愚民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知识分子最少、文化水平最低、文盲最多。对此,徐向前曾十分心痛,他在*中写道:
  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如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傅钟、李特、黄超、余笃山、朱光、张琴秋、舒玉章等)外,军以下几乎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画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分,搞“唯成分论”。不然,他们是不会把向忠发当作样板,高抬到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去的。现在觉得幼稚可笑的事,那时却被奉为金科玉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全党推行。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入川之初,他亲自挑选了位抬过滑竿的年轻人,即熊国柄,发展成党员,一下子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主席。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了那样的程度,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

西征入川(13)
张国焘杀光了上过大学、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后,又把目光盯住发过蒙的小知识分子和进过私塾的土知识分子。
  秦基伟,只上过一年的私塾,但是也被列入了张国焘的黑名单。1934年夏天,他刚由总部警卫团团长调任二七四团团长不久,接到张国焘召见的通知。当时,秦基伟才20岁,在他眼里,张国焘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外国的事情懂一半,中国的事情全晓得。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会主席,能与这样的领导当面交谈,真是太荣幸了。
  本来秦基伟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见过张国焘后,马上变得沮丧起来。张国焘坐在太师椅上,跟他东一句西一句地“扯野棉花”:
  哪里人?
  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是谁介绍入党的?
  家里有多少地?
  一年打多少担粮食?
  对党有什么要求?
  读过几年书?
  能不能起草作战计划?
  …………
  没谈多大一会,张国焘就让他归队。秦基伟心里没有底:一般首长找下级谈话,多少都有点目的性,或是批评,或是表扬,或是了解情况,或是做思想工作。可这顿话谈完后,秦基伟比没谈时还糊涂,摸不清张国焘究竟是啥意思。
  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谈话过后的第二天,总部下达命令:撤销秦基伟二七四团团长的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
  莫名其妙的谈话,无缘无故地撤职,这个疑团一直困在秦基伟心中。几十年后,当他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与老战友聊起此事来,徐深吉中将突然把脑门一拍:“噢,你说的是那一次,我记起来了。那一次,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
  徐深吉当年长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事情起因是有一次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领条,字写得龙飞凤舞,被张国焘看见了。他说:“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于是就有谈话与撤职之举。
  秦基伟听了,还是不明白:“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
  徐深吉解释道:“你那时在下面,不了解情况,我们在总部可是吓得不轻。张国焘有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
  像这样的惊吓,徐深吉也经历过一次。有一回,张国焘跟几个参谋闲聊,谈到农民推磨的力学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话,引用的是牛顿定律。张国焘的眼睛马上瞪圆了,一字一顿地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大知识分子呐,居然知道牛顿。”徐深吉见他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吓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后来还是陈昌浩说情,才免遭厄运。
  在张国焘眼里,会打领条,知道牛顿,都是死罪,谁又敢学知识呢?
  一定的文化知识,是提高干部军政素质、指挥才能、战略战术素养的基础。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又存在着普遍轻视文化知识的倾向,这样就给部队发展建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部分指战员只知服从命令听指挥,但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警觉性,这些弱点为张国焘长时间蒙骗和控制部队提供了条件。
  枪杆子是一切军阀的命根子。有着浓郁军阀思想的张国焘大搞党内斗争、大“肃反”,其目的都是想建立一支听命于他的张家军。由于有徐向前等军事首脑的存在,他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差遣四方面军,但是经过多年观察培养,他拥有了一批盲目崇拜他的将领,其中黄超、李特、何畏等人最为得力。由于有张国焘、陈昌浩的支持、纵容,这些人军阀作风极为恶劣,成为军中令人侧目的“霸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西征入川(14)
何畏,人如其名。他除了忌惮张国焘、陈昌浩,对徐向前尊敬三分外,不把军中任何人放在眼里。他不仅经常打骂下级军官,对于有意见分歧的同级将领,也是想千法设百计予以诬害、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王宏坤就几次险遭他的毒手。
  他俩结怨是在大“肃反”中。当时,他们两人同在红四军,王宏坤任红十师师长,何畏任红十二师代理师长。红四军三个主力师中,红十、十一师坚决抵制了内部整肃,红十二师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由师团到营连逐级捕人杀人,最后连班长以上的干部也抓了起来。王宏坤听说这事后,感到不对劲,十二师是他呆过的老部队,这个师的老底子都是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多年的老战士,他们要真是反革命,早就在路上开溜了,怎么可能追随我们远征三千里?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到四川来?王宏坤不识字,找周纯全,提议联名写信给总部,反映问题。周纯全不吱声,王宏坤只好找文书代笔,写信给张国焘、陈昌浩,信的大意是:听说十二师在恩阳河抓了许多干部,是不是事实,请查一查;如果不是事实,自己人整自己人,是不利的,请总部督促他们纠正。
  张国焘接到信,阴着脸,把信转给何畏,丢了一句:“有人反映你们有问题,要注意呀!”
  何畏听懂了张国焘的弦外之音,跳起脚,大骂王宏坤告假状,告刁状,告黑状,并且扬言:“此仇不报,老子誓不为人!”从这天开始,何畏唆使部下向十师寻衅闹事,他还几次找茬殴打十师党委书记、团委书记。
  王宏坤是著名的虎将,爱兵如子,面对部下一个个遍体伤痕和哀切的哭诉,几乎气炸了肺。他在麻石口全军干部会议上,公开骂何畏是土匪,不是共产党员。
  红四方面军扩编后,王宏坤、何畏分别升任红四军军长和红九军军长。何畏变换手法,由挑衅改为暗算。红四军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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