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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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这种严厉的语气和内在的批评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共事以来未曾有过的，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不敢无限期地再拖延下去。8月30日，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的第二纵队跟进。
　　左路军的行程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把徐向前与陈昌浩找到一起，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
　　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右路军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具体的困难都好解决，关键是打通这里。”陈昌浩指着脑袋说。
　　毛泽东说：“那就这么办，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张，详细分析北进的有利形势，督促左路军加快行程。同时，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准备好了粮食、马匹，随时待命接应。
　　9月3日，左路军行至嘎曲河。恰逢大雨，河水上涨。一向行动延缓的张国焘，顿时敏捷和果断地下达班师回返的命令，同时以朱张的名义起草给徐向前、陈昌浩转中央的电报：

密电风云（2）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倒打一耙，指责中央一再错误决策导致部队断粮受损，还提出南下回击松潘，警告中央不得迟误。
　　当时，从嘎曲河到班佑与党中央会合，只需三五天路途，如果可以涉渡此河，就不需要南返阿坝。关键就在于嘎曲河的涨水到底有多大？左路军是否真的没有徒渡和架桥的可能。
　　在张国焘看来，河水滔天，天堑难越。他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一再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水势：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到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面前，它原本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情形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找不到任何的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法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张国焘关于久雨不晴和连续几日河水不会退落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逐日记载了8月底至9月初的天气情况：
　　八月三十日　　　　阴，微雨
　　八月三十一日　　　　雨
　　九月一日上午　　　　阴，稍晴，下午微雨
　　九月二日上午　　　　阴，下午大晴
　　九月三日　　　　晨大雾，继晴，下午稍阴
　　九月四日　　　　晨雾，继阴，下午晴，黄昏阴，夜微雨
　　九月五日　　　　阴，微晴，稍雨即阴
　　根据陈伯钧的记载，左路军进入草地前3天，即8月30日至9月2日，以雨天为主；抵达嘎曲河的后4天，以晴天为主。草地的河水易涨易落，按照雨涨晴落的规律，嘎曲河从9月3日起应该呈回落的趋势。
　　即使是在水势较大的9月2日，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认为嘎曲河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其实都是浅底平川，完全可以过河。他来到张国焘所住的帐篷，要求试渡。张国焘默着脸不吱声，黄超十分嚣张，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痛斥董振堂胆大妄为，竟敢怀疑总政委的判断。后来，他还不顾朱德在场，抡起胳膊，“啪”、“啪”、“啪”连抽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站在一旁看热闹，根本不制止。朱德也不好作声，转身走出帐篷。在奇耻大辱面前，董振堂很沉得住气，继续把理由说完，然后走了出来，来到几米外的朱德帐篷里，一进门眼泪就吧嗒地往下滴。朱德、康克清好言好语地宽慰他，让他见了中央再说。
　　送走董振堂后，朱德一直在河边转悠。乍一看，草地河川的水，没有河堤、树木等比照物，说大说小，说深说浅，都有人信。还是笨办法最聪明，如果有人能够涉渡到对岸，那一切争论都可以平息了。朱德瞅准了一个位置，凭经验感觉有戏，于是决定派警卫员潘开文下河试试。潘开文后来回忆：

密电风云（3）
他（朱德）看到水比我们刚到的时候小了一点，就对我说：“你骑我的马过去试试看。”于是我就骑上他的马，他的马高大一点。下到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的地方。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看见以后，说：“哎，这可以嘛！”当时的水情看，说不深，也还困难一点，但要想办法，还是可以过的。
　　朱德兴冲冲地回来找张国焘：“国焘啊，水不深，部队可以过呀！赶快北进吧。”
　　张国焘根本不接话，冷冷地回了三个字：“那不行！”
　　“怎么不行？刚才我的警卫员就过去了。不信？你可以问小潘。”朱德火了，要拉张国焘出去看潘开文如何过河。
　　陈明义当时任总部作战参谋，亲眼目睹他们激烈争吵的场面：
　　在总部后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种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定，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下令已经抵达嘎曲河的第一纵队转头往回走，指示正在北上的第二纵队停止前进，备粮待命。
　　左路军遇水即返的电报送到班佑前敌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表情各异。
　　毛泽东仍然处变不惊：“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
　　陈昌浩一脸苦笑，解释说：“来电说嘎曲河涨水，过不了河。”
　　徐向前很清楚四方面军的底细，不解地说：“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应该不成问题。至于粮食缺乏，更不须忧。阿坝一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自己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两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
　　当时的红军面临难得的战机，红一军团已派一师向俄界开进，国民党甘南驻军十分薄弱，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筑碉未成，完全可以乘隙突破敌人防线，直趋陕甘。
　　万事俱备，只欠张公！
　　渴望张国焘转变的不仅有毛、张、周、博等中央领导，就是前敌指挥部的陈、徐同样为之焦虑不已。陈昌浩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发生了一次争吵。总政出版《干部必读》的油印刊物，主编为张闻天，编委会成员为陈昌浩、傅钟、凯丰和*。出版前，每篇文章都要在编委会宣读通过。张闻天坐候张国焘不至心里气愤，写了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中央行动方针的，主要观点是说南下川康没有出路。
　　张国焘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不仅代表个人，还影响和代表着四方面军。毛泽东之所以耐着性子一等再等，如此周详地反复劝告，甚至在用词和提法上尽量做到不刺激张国焘，其目的就是促进和等待四方面军的转变。
　　张闻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贸然出手，果然就遇到钉子。他的文章还只读了一半，陈昌浩就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丝毫不顾当年在中山大学的同窗之谊。他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张闻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大局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密电风云（4）
陈昌浩找毛泽东告状，毛泽东生气地对张闻天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左路军南返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由于中央的意见一直为张国焘所反对，劝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长期与张国焘共事的徐、陈身上。
　　徐向前、陈昌浩也抱着同样的期待。过去无论是鄂豫皖还是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陈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作出某种妥协。9月8日上午九时许，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单独发电给朱德、张国焘：“胡（宗南）不开岷（州），目前突击南、岷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后，没有立即表态，但是他清楚了徐张两人的底线。他们虽然站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车上呼唤张国焘北进，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情结，即他们都不愿意将亲手拉扯大的红四方面军撕成两半。只要左路军坚持不北上，右路军就必然会南下。
　　接阅徐、陈电报时，张国焘帐中来了一位怒气冲冲的客人——陈伯钧。
　　陈伯钧原为红一方面军干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奉调到红九军担任参谋长。履任新职以来，陈伯钧感到军中气氛很不正常，以军长何畏为首的部分干部对中央领导非常不尊重，经常说三道四，这种倾向由于张国焘纵容愈演愈烈。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经过九军驻地。陈伯钧随同军长、政委等人向张国焘汇报工作。这些干部情绪激动，肆无忌惮地攻击一方面军，其过火态度令陈伯钧非常愤慨，他回营后给张国焘写了一封短信，要求也谈谈关于一、四方面军分歧的问题。当晚，陈伯钧辗转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9月8日上午，陈伯钧来到张国焘住处，对部分干部无中生有、言论过度表示不满：“我感觉军中部分干部放肆地谈论一、四方面军的纠纷，立场非常不对头，观点也不正确，如果放任不管，只会相互猜忌，隔阂日深。希望张总政委能以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有的问题表面上是这样，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其中的隐情很不好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是，现在又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
　　陈伯钧觉得他有意护短，而且还想把矛头引向中央，激动地说：“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