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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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真相的与会者被张国焘煽动起来，高呼口号：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制裁逃跑分子！”
“北上是右倾逃跑，是自取灭亡！”
“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
会场十分嘈杂、喧嚣。各方面的代表轮流上台发言，都很激动。整个会场上，保持冷静态度的只有朱德、刘伯承。
朱德像座山一样，稳坐在主席台上，平静地听着别人发言，时而翻翻面前的一本书，时而看看激情燃烧得喝水解渴的张国焘。他的身份独特，表情冷静得反常。这一点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些人起哄，要求朱德表态与毛泽东划清界线。朱德根本不予理睬。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张国焘亲自出面，催促他表态。
朱德摘下眼镜，视线从书本上移开，望着台下，缓慢而清晰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张国焘语气严厉地说：“总司令，你必须正面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必须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必须与毛泽东划清界线！”
“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朱德毫无惧色。
有的人气坏了，冲着朱德嚷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赖在这里干什么？快走！快走！”
刘伯承实在看不过去，挺身而出：“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刘瞎子，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几十万红军，你们总司令、总参谋长都搞到哪里去了？！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北上去送死，不上你的当！”围攻的人又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
刘伯承也不含糊：“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往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得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会开了一天。在张国焘的操纵下，*川康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毛、张、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红军的团结，实现逃跑”，表示拥护南下进攻路线。决议还提出用纪律制裁开展党内斗争，声称对“在斗争中不愿意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天晚上，张国焘回到总部，又遇到前来要求调动工作的陈伯钧。陈伯钧反对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采取谩骂、轻视的态度，于9月12日给张国焘写了一封长报，谈到目前党内纠纷问题。张国焘不予答复。陈伯钧遂于13日到总部面候张国焘，直到深晚才得以见面。回来后，他把谈话内容写在日记上：
兵入绝境（5）
下午在总部闲话。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一、三军北进问题，五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回总部休息，等斗争解决我的态度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张国焘已经开始为“重组中央”制造舆论，并且在高级干部中混淆视听。9天后，陈伯钧被撤去军参谋长的职务，发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前后，张国焘还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数千人。
9月15日，张国焘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继续攻击中央的北进政策：
“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北进是显然不利的。”
“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皇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的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
四军和三十军第二次穿越草地南下，沿途所见，均是第一次过草地牺牲战士的尸体、宿营地、丢弃的物资，甚至还能看到少数迷失方向困在沼泽中的战士。李先念对他们说：“你们能走还是跟部队走吧，在草地里没有出路，会饿死冻死的。”
路迢迢，野茫茫，雾沉沉。沼泽张着大嘴又吞噬了右路军四分之一的兵力，红三十军由8个团减到6个团，其他各军减员均在25％以上。。
旧骨新尸，触景伤情，徐向前一路上无语，只对李先念冒了一句话：“我就不明白，红军与红军闹个什么劲！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究竟哪个正确，我也搞不清楚！”
10月初，红四方面军移至卓克基，张国焘导演了“黄袍加身”、自任总书记的的一幕。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问李先念：“张国焘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支部还简单？”（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围攻、谩骂、威胁和暗算面前，朱德坚决不与毛泽东分家。他不仅要像大山一样顶着狂风浊浪的攻袭，还要行使“母鸡”的职能，保护陷入孤立之中的一方面军干部。他的斗争策略令张国焘无可奈何，称之为“讨厌的航空母舰”。
张国焘为人处世的特点，徐向前看得最为透彻，曾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兵入绝境（6）
在另立中央这件事上，张国焘也是开始气壮如牛接着就心里打鼓，一直不敢对外宣布。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第二中央完全是自封的，既未按党章经*选举产生，又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认可方能生效。
共产国际欣赏与否，在当时党内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这层原因，张国焘对于中央领导人一直有两种态度。他忌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才能，但并不怕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与他们周旋；他瞧不起博古、王明等人，却忌讳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亲密关系。谁都知道，王明、博古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是不会轻易否定他们的。
张国焘挂起第二中央的招牌后，深怕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朱德的工作，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朱德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红军之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分量独一无二。
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把中央红军称为“*红军”。从1928年井冈山会师到1935年，在长达7年的征战岁月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多么险恶的形势，朱德与毛泽东从来没有分开过。军中有句兵谚叫做：“朱不离毛，毛不离朱。”这次毛泽东、党中央突然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实在出乎朱德的意料。起初由于张国焘进行消息封锁，他一时也弄不清其中的原由。
他的妻子康克清私下悄悄地问：“听说，毛主席他们单独北上了，究竟出了什么事？”
朱德也是满怀疑虑：“情况一时弄不清楚，我们只有一条，相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果不是必要，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随着事情逐渐明朗，特别是随着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朱德心里更亮堂了，明白自己将走过一段风雨交加、泥泞难行的苦旅。他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到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
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阻止了。
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张国焘精心组织了多次针对朱德的围攻。从单独谈话到几个人做工作，从小范围的座谈到大会批斗，从针锋相对的正面交锋到迂回曲折的感情投资，恳求、劝谏、谩骂的口沫几乎汇成了海洋。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来者是什么人，无论劝说的理由是什么，朱德以不变应万变：态度和蔼，耐心解释，坚决拥毛。
张国焘派人找朱德谈话，要他写文章反对中央北上。
“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谈话的人碰了一鼻子灰。
张国焘又指使手下召开各种会议，“盛情”邀请朱德出席。在会上，张国焘的追随者大肆攻击毛、张、周、博，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进攻路线。他们要朱德表态。朱德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眼镜，从容地讲述中国面临的基本形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民族责任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他的话不断地被打断，有的干脆破口大骂：
兵入绝境（7）
“你这个老右倾，政治觉悟还不如一个普通战士！”
“有的人是越活越聪明，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总司令，你要听劝呀，怎么能油盐不进，想当老顽固？”
…………
火辣辣的热嘲冷讽，*裸的人身攻击，连一些与会者都听不下去。朱德面不改色，他停止发言，等攻击者发泄完不满，然后再继续讲。黄超组织、主持了多次这样的会议，后来连他也骂累了，对张国焘叫苦：“没办法！那个老顽固是根牛皮筋，火烧不化，刀砍不断，软硬不吃，没辙了！”
张国焘不信，亲自上阵，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在一次会上，张国焘信口胡诌：“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
“这纯粹是造谣！”没等张国焘说完，朱德就站起身，气愤地反驳道：“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