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捌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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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应该说一下妓女死后的葬身之地问题。在八大胡同之南，也就是南横东街上，即现在中央芭蕾舞团对面的位置，有一座明朝古庙，叫都城隍庙，在乾隆年间改名为江南城隍庙。之所以改成这个庙名，是和南方班进京有关联。在京城，南方妓女逐渐增多，死后一般都埋在这座庙边上的一片洼地里。前来为自己姐妹扫坟的妓女，也就顺便祭拜一下这座庙。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曾经专门记载：“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洼。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二节，妓院多去焚纸哭奠，亦兔死狐悲之感，因而其他游人，亦趋之若鹜。”这是京城唯一一所和妓女关系如此密切的庙，被称为妓女的义冢，附近有老人干脆把这座庙叫成了“妓女庙”。据说，江南人死后要到这庙里领牒之后，魂灵才能够落叶归根。每年阴历十月初一，是妓女专门为死去的姐妹烧纸祭奠的日子，一时庙里庙外香火缭绕，纸灰如黑蝴蝶一样弥漫。那时的江南城隍庙，因妓女而有名，它的没落和凄凉是到了民国晚期，随着八大胡同的衰落而荒没，终成了荒坟野地。
不管怎么说，从妓女的规矩和讲究，从她们的归宿，及死后也有专门埋葬她们的地方和专门祭奠她们的寺庙种种迹象可以看出，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妓女和妓院都还是比较安稳的，像一池活水，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之中，周而复始地运转着她们自身的生命力和生物链，维持着八大胡同的生态平衡。
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1）
不过，这里所说的只是清末民初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在以后特别是民国中期以后，八大胡同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颇有些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样，数量与质量并不是成正比。
当然，我们今天这样来谈论所谓妓女的水准，并不是现在世俗意义上的，在诸如长相身材或性技巧等方面对妓女的品头论足，而是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妓女的问题，看待一个时代的投影。因为在青楼文化中，昔日妓女真的和现今不一样，那时的妓院也不仅仅是争逐性欲的风月场，而是兼有文化沙龙、商业交往，乃至政治的起承转合作用的场所，情色只是它的一件鲜艳的外衣，或者只是一种功能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便会明白在我们民族历史的传说和传统中，妓女的形象为什么和现在流行的妓女形象不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红拂夜奔，协助李靖成就了开国之大业；为什么会出现李师师，冒险为燕青巧做安排，让他和宋徽宗在自己的闺房中会见，成为巾帼中的英雄；又为什么陈圆圆能够被后人叹为“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些一般女人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却奇迹一般发生在昔日妓女的身上，这往往是寄托了人们的情感，超越了一般道德意义上的评判，也不是一般的风花雪月所能够比拟和企及的。从青楼文化意义上，来考察八大胡同，也许才会让我们的眼光开阔一些，而不仅仅囿于暧昧的情色之间。
八大胡同在咸丰到光绪年间完成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长到了自己的顶巅，却并没有达到以往青楼文化的顶巅，仅就清代而言，妓女质量最高的时期在清中叶。那时期的妓女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这和自唐宋以来受宫廷重视的传统有关，那时妓伎通用，艺妓不分家，还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人们对待她们的态度，和我们现在看待妓女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来认识，我们才会对琴棋书画俱佳的柳如是有所认识，明白清初的才子兼重臣钱谦益为什么说死说活非要娶柳如是不可；也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古典文学的画廊里，有了色艺绝代且气节逼人的李香君的故事，描写她的戏剧《桃花扇》常演不衰；也才会明白清初的礼部尚书龚鼎孳，为什么在其爱妾金陵名妓顾横波死后，出重金在长椿寺旁特意修建妙光阁，并情意殷殷地祭诗云：化为魂归无色界，悲来佛是有情人。居然将佛和一个妓女相提并论。
那时候的妓女，和现在穿着露点的装束，手里攥着安全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妓女，确实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
那时候的妓女有不少如柳如是、李香君或顾横波一样能诗能画，并且有着一般女人都没有的气节和骨气，并不仅仅是出卖色相，也不仅仅图对象高官厚禄，不像我们现在被包的“二奶”，如金丝雀一样只会躲在笼中撒娇卖俏。
那时候的妓女可以演出李渔改编的连台本《游园惊梦》。清珠泉居士著的《续板桥杂记》中这样描写舞台上的她们：“含态腾芳，传神阿堵，能使观者感娱目心，回肠荡气，虽老使师，自叹弗如也。”
难怪乾隆爷都要亲自召见并款待她们。而文人更是为之题诗赠画，这在清《画舫录》上都可以查到。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我们也就容易明白，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的进士、后当过欧洲四国大使的洪钧，当年为什么在苏州一眼看中了赛金花。他看中的是赛金花的色艺双全，才把她娶进门来，而且看作正室夫人一样带着她出使欧洲四国，如此才有了后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烧杀抢掠中面对德军元帅瓦德西时赛金花的出色表现。换成现在的妓女，行吗？
可是，到了小说《孽海花》中，赛金花变成了和仆人勾搭成奸、一起合唱下流小曲《十八摸》、故意从楼上甩下珠玉头簪勾引他人的形象。
也许，这时候赛金花的形象，就已经是八大胡同后期下跌的形象了。赛金花在八大胡同，是她自己也是八大胡同质量急剧下滑的象征。妓女，便也从古典急剧滑落到现代。现代妓女的形象，是依门卖俏，是旗袍开衩到大腿，一手叼着香烟卷一手拽着你的衣角甚至你的要害处，是和金钱和花柳病相连的形象。上等的，是曹禺《日出》里的陈白露；下等的，是老舍《茶馆》里的小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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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2）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八大胡同已经快到了尾声。它的鼎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咸丰到光绪年间，还不是这样的，尽管和清中期已经无法相比，却毕竟保存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如同李渔诗中所写：“琴书虽漫灭，出入可携将。”大概的意思和韵致还在。南北妓女的构成，以及出入八大胡同的人员，毕竟也还都保持着以往遗存下来的传统，前者并非仅仅是为生活所逼而走投无路的贫苦妇女，后者也不仅仅是为发泄性欲而来的地痞流氓或军阀官僚。
这一点，我可以简单作一点具体的说明。后者，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所作的记载，就可以作为佐证。他曾为我们列举了一串名单：“咸同以来，京城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征歌为乐。据予所知，以钟石帆方伯秀之子文兰畦，舒溪制府之四公子崇龄（即瑜太妃之父），松龄、惠年、益龄，及景星桥，征蓉塘兄弟为最。”
前者，从解放初期查封八大胡同妓院时候所作的统计，还可以看出来一些前朝的影子，即使那已是它奄奄一息的尾声了，真正雇农做妓女的只占，贫农当妓女的占，而地主、官太太、学生当妓女的分别占、和 。
这样来说，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八大胡同鼎盛时期人员身份的组成，并不像我们在政治时代里以阶级划分，或者在影视中所看到的、由此而想象的那样简单。同时，也想说明鼎盛时候的八大胡同与后来衰败的八大胡同，所呈现的景象不尽相同。
那时候的八大胡同，确实因这样两色人等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彼此使劲，而造就了它的辉煌，是以后的岁月难以再现的。
《清稗类钞》曾经记录下那时八大胡同的辉煌：“道光以前，京城最重像姑（即男优），绝少妓寮。咸丰以来，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胭脂、石头，只是八大胡同中的两条，因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不是书中这样记载，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当初那里的红火程度，居然每天刚刚过了中午就开始游客如织，门庭若市；而且，这时已经开始高声送客，在迎接第二拨的客人了。
从咸丰之末到光绪之初，这中间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让八大胡同积攒了经验，积蓄了力量，网罗了人气，吸纳了势力，而羽毛渐渐丰满起来。这真是它的爆发期，像暴发户一样迅速地发达起来了。
于是，八大胡同，觉得自己有了底气，有了资本，不满足于眼前的地位和态势，想要发展、扩充自己的地盘，更想把原来老北京在东西城曾经占有而后来失落的红灯区，像收复失地一样，重新夺回来。它不奢望自己“一夜恨不高千尺”，却也不愿自己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它开始了它的“反攻倒算”。
这样的“反攻倒算”有两次，在八大胡同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两次。
一次是光绪之初，当时妓院蔓延回流到了西城的砖塔胡同、钱串胡同、三道栅栏、小院胡同、玉带胡同一带。这是自元代就有的老红灯区，不过因后来妓院逐渐转移东城，也因顺治帝坚决把汉人驱逐出内城而彻底败落。哪里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八大胡同的潜在力量，让它重见天日，杀了一个回马枪。据说，一时宗戚朝臣，名士商贾，趋之若鹜。
一次是光绪二十五年，妓院再次杀回西城，这回从传统地带砖塔胡同，往南占据了口袋底胡同。据说，那时口袋底有大小玉凤两位名妓，被当时的达官贵人胜克斋和征蓉塘所包，一时地以人名，让口袋底的声名越发大振。这一次声势比上一次更为浩大，而且妓院相对集中，成珠成串，卖淫卖唱，此起彼伏，声浪不绝。那情景，因有了在八大胡同的演习和磨练，轻车熟路而显得有恃无恐，全无了以往岁月里的能诗会画以及唱全本《游园惊梦》的斯文与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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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3）
当然，这是不能为当时清政府所容忍的，让你们在外城八大胡同里去闹就不错了，你们却蹬鼻子上脸，越闹越不像话了，居然自以为是，“反攻倒算”，跑到砖塔胡同不说，还跑到口袋底来了。这便是历史中有名的“口袋底事件”。砖塔胡同，成了那时不容侵犯的一种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象征。
这样，八大胡同的两次“反攻倒算”，都以短暂的胜利、最后的失败而告结束。
第一次，是由御史张元奇指参而被清政府尽数驱逐内城，又返回八大胡同。
第二次，是由步军统领载澜出面禁止而驱逐内城，再次返回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彻底安稳踏实了下来。它明白了，自己取代不了别的地方，但别的地方也取代不了它。
就是在这第二回合之中，拔出萝卜带出了泥，阴差阳错地把赛金花捎带上了，让她和八大胡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后场的她成为了八大胡同的一个主角。当时从天津初到北京的赛金花，开始住在八大胡同边上的李铁拐斜街挂牌接客，但她嫌那里吵，便搬到内城刑部街后面的高碑胡同，离口袋底胡同很近。那时是光绪二十五年，谁想到，正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