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我一样啊！
这儿的孔子多少有点像那个“踏歌声”的汪伦。但他们的身份有多么不同啊，一个是周游列国的夫子，一个却是村夫。两人相同的惟有真与趣，有那种不可泯灭的自然之态。这种学问的至深与情趣的至纯，二者竟然结合在一起，这种境界才叫高呢，只可惜愈是到了现代愈是难以一遇了。仿佛像模像样的人都要庄重起来，把自己的角色一演到底，稍稍离开不苟言笑的呆板也就完了。全是这样的角色，全要适应着这样的舞台，那么天地大戏场也就变得虚伪冷酷了，人与人之间开始丧尽了温情趣味，弄到最后，一个人连正常咀嚼和回味的能力都没有了。
现代人的寿命长于古代，可是从许多方面看，从心上看，现代人苍老的速度却又远远超过古人。古人即便到了老年尚能保持一颗充盈鲜活的童心，而现代人一入庙堂或商市就变得不可观了，他们看上去不是机械木讷，就是老谋深算，吐出口来的每一句话都远离性情，而且还要学得千人一腔。这种极度的畸形却又被视为最正常的状态，真是可怕之极。如果不是出于专门表演和仪式的需要，现代人已经不会“歌”更不会“踏”了，为了给一位老友送行而能够率性到啊啊大唱的人，一定会被视为精神病，被邻居看到即会传遍全村，成为历久不忘的一个笑谈。现代人在不该苍老的方面已经过分快速地苍老了，这种蜕化可能与越来越多地脱离自然环境有关。人类正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看上去虽然满是人的面孔，却不知为什么就是缺少更充沛的人的情感。
根据记载，孔子在七十三岁的那一年故去。他于逝世前做了一个梦，醒来依据梦境做了一个判断，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是迷信也罢，巧合也罢，反正一切真的如他所料，一代圣人如期告别了人间。有意思的是孔子给人庄严神圣的宗师感觉，自己却风趣了一辈子，连最后的告别都充满了这个色彩。他曾对弟子叙说了那个死亡的预言，并且在梦后一个人唱了起来，唱的是：“泰山将要崩塌了，梁木将要毁坏了，哲人将要凋谢了。”他的弟子当时正从外地赶来，还没见人，只听了这歌就知道事情坏了，老师的身体将有大问题。
孔子一生是谦谦君子，可他在最后的歌里还是透露出自己是一位“哲人”。他在告别人世的关键时刻，竟没有守住自身的秘密，童言无忌般地将自己的谢世与泰山崩梁木毁的大事连在一起，做出了最严重的比喻。
其实孔子以及许多类似的古代圣哲，一生奔波的都是质朴的事业，是求真求实的工作。也正因为这样的质朴无华，反而要被物欲化的世界给深深地误解。他们的一生都像是在率真地“踏歌声”，他们的一生都是热情好客、与孩童般纯稚的人，可以说一直都属于汪伦一族。
孔子到底是否见识过齐文化？（1）
（见原书第六章之《东夷之东》）
如果不是因为极特殊的原因，孔子的那辆木车在长达十四年的奔波中，一定会驶向东方。过了临淄再一直往前，进入齐国的腹地，也就到了东夷的大本营；甚至我们盼望这辆车子再继续往前，驶过古登州地界，直到抵达最东边，直到扑扑海浪那儿再停下来才好。就像当年的秦始皇，他由一种神秘的想法驱使着，直到晚年还往东去了三次，一直走到了天地的边缘。秦王终于来到了荣城市的成山角上，这里是深入茫茫大海的一块巨石，他认为这一来就到达了“天尽头”。
我们渴望孔子的木车也深入到东夷之东，内心里其实是有一个隐隐的想法，就是想看到“内圣外王”的老人和他的弟子，来到一个文化风习完全不同的大海边上，会有怎样的遭遇和冲突？这种极大的不和谐也许将造就极有趣的故事和细节。很可惜，他老人家直到最后也没有去过，于是我们渴望的故事也就一下子中断了。
孔子往东好像只去过临淄，在这座天下最繁华的都市里有过最大的精神享受，这就是那次得到广泛流传的美谈：听了韶乐，而后“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使孔子的陶醉，可能只是让他兴奋的诸种事物之一，因为当年的齐国都城正处于强盛时期，市相斑斓，种种奢糜且不论，一座人气鼎沸的城郭在长途跋涉的孔子眼里，一定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触。齐国的临淄如果是东行的最后一站，那么又是什么让一辆辚辚之车在这里停了下来？这些只可以让我们想象，并在想象中去惋叹了。
那个发明了炼铁术、丝织术的渔盐稻米之乡，是隐在临淄身后的一块美地，它就是所谓的莱夷。莱夷人将自己最好的特产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交易前沿，占居了那个大都市里的主要市场。不仅是物产，还有人物，一些莱夷的代表人物这时已经活跃在齐国的文化和外交舞台上了。不知孔子在临淄盘桓的日子里，是否和莱夷籍的人交谈过？从记载上看，孔子很少与弟子谈过那个边远的东部，但他在心里真要完全将其忽略掉，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从行政隶属关系上看，西周将齐国封给了姜姓，国都设在临淄，国界在东部并没有明显的确认，而齐国国君对于强大的莱夷也采取了极灵活的态度，并非以###为首要选择。尊重莱夷风俗，甚至沿袭旧制不变，是齐国得以立足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孔子所抵达的齐国，愈是往东，就愈是远离西周的文化，愈是一派夷地风光。而孔子是一直要恢复周礼的，他的东行，等于是离心中的那个周礼越来越远，而离无可奈何的悲伤却是越来越近了。
可是面对奢华的物质，特别是以盛大的韶乐演奏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孔子又不能不为之所动。在这道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屏障面前，多思的孔子似乎没有继续东行的决心了。他有一句流布甚广的名言，即“礼失，求诸于野”。整个中原地区都礼崩乐坏了，哪里还有礼呢？于是要找到佚散的礼，也只有到四夷蛮荒之地了。这有点像今天的学人所倡导的“民间”学说，将再造的生机寄托于边缘，而不是高高的庙堂。依据这个观念，那么莱夷恰好属于四夷之一，那里真该贮藏有孔子寻觅和推行的礼啊。于是我们就更加企盼那辆不倦的木车能够一直迎着海风往东驶下去了。
孔子到底是否见识过齐文化？（2）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上述理由的话，那么起码有些现实的因素可能也在阻止他的成行。这就是齐国与东莱境内的一些小国冲突趋于频繁。这些小国各自为政，相互联系松散，但似乎都不愿死心塌地归附齐国。齐国随着自身的强大，对这些小国的威慑也就加强了许多，齐国与它们也就常有打打谈谈的事情发生。为了安全起见，或许有人劝阻孔子和他的弟子不要再往前走了，说那里地区冲突很尖锐，域情十分复杂等等。孔子和他的弟子会考虑这些因素，但他们心中更为明晰的可能还有其他，比如夷人与周礼的关系。他们怎么会相信东夷之东，那个完全的化外之地会有礼的存在？不仅没有礼，就是齐都目前这个花花绿绿的样子，其责任还要东夷人来负呢。那里是幻象频生的怪异不测之地，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但就是没有西周的礼。东夷没有礼的渊源。关于那里的一切，最好还是交给想象，而不是一次实际的探求。让自己的木车在东部最边缘轧上一道辙印，这大概还为时过早吧。
于是历史就错过了这样的机缘。直到今天，古登州地区的人说起来还是感到深深的不满足，那就是周游列国的孔子竟然没能于百忙之中到这里走上一趟。这真是历史的大不公。虽然当时齐东地区的莱夷人与周礼没有什么缘分，但这里毕竟靠近大海，而大海可以海纳百川啊；说不定莱夷人能让半生奔波的孔子安顿下来，为他和一群弟子端上一碗鲜美的鱼羹和白米饭呢。他们甚至想象这种当地的莱夷文化与周礼也能亲近起来，一旦这样，二者的嫁接又会生出什么来？有人说其实这种嫁接早就发生了，比如在齐国都城临淄，那里靠近鲁国，孔子的思想比他本人早到了许多年，不少人也会说几句“仁义”，说“礼义廉耻”，可那又怎么样呢？临淄是结合的典范吗？这后一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齐国的文化与鲁国还是差异巨大的，鲁国的文化就像其国家的弱小一样，在齐国根本就扎不下根来。齐国的一切仍然是以莱夷文化为主导的，它的文化如同它的物质一样，有一个半岛作为繁衍生长的基地，正在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
那一次孔子没有继续东行，一生也就再无机会去看那个海雾弥漫之地了。他年纪大了，再也不宜于远行了，这时正好他的母国鲁国的当政者怀念起他来，让人将他隆重地接了回去，并封他为受人尊敬的“国老”。从此孔子以这个身份多少参与了一些国事，并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和编纂典籍，给我们留下了现在的《五经》。他还在晚年接收了更多的弟子，所有弟子加起来大约有三千多个，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有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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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谁更强大？
（见原书第六章之《东方与西方》）
在当时，人们的地理文化视野还没有充分打开的情势下，东方即齐国，西方即秦国。这二强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大戏落幕前的两极。两极文化差异巨大，民俗民风和治国理念一大沓子全都不同。在春秋战国的几个历史阶段中，这两极都有过此消彼长的不同运势，它们各自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起伏伏，一会儿好得称兄道弟，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国与国的关系，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毕竟是在人性奥秘的大范围之内演绎的。两个国家就像两个人，或交好或反目为仇，都是正常的事情。
齐地东抵大海天尽头，而秦国处于最西部，二者相距遥远，它们之间直接摩擦的机会很少。但是挟在二者之间的国家却要频频变动和移位，这些国家的屁股坐在哪里，与东西两个大国干系甚大。所以这两个大国就不能抱定不干涉的信条，也不能不结盟。如果恪守这样的国家原则，不仅不合于现实，而且别人也不会相信。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也就多得不能再多了，一个国家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说翻脸就翻脸。本来正与齐国好着，中间经一个能说会道的游士劝说挑拨一番，一夜之间就会倒向了秦国。在著名的“合纵连横”时期，那些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的摇摆屡见不鲜，从而也就对东西二极的命运有损有益，最终有了个结局，尽管这个结局来得很缓慢。
齐国因为政治经济的格局和独有的东方特征，大海的性格颇重，波浪起伏浩浩荡荡，冲动而夸张，十分浪漫。而秦国地处大平原，背倚山地，深沉内敛，脚踏实地，冷眼向东。比起齐国都城临淄，同一时期的咸阳生活还算朴素，或者干脆说就是简陋一些。这种不同却不完全是经济发达或落后等差异造成的，而同时还包括了文化性格的区别。就是说，秦国咸阳的钱虽然不如齐国临淄多，但就是有，也不会花在那些地方。守住一种清苦和简单，在咸阳的统治者看来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一身的精气力量。
在齐国歌舞盛宴不断、时有韶乐可闻的时候，秦国的音乐又是怎样的？说来今天的人不会相信，记载中堂堂的君臣宴饮歌舞，竟然是击着瓦罐拍着大腿，和着它们的节拍唱起来跳起来而已。可是这些参加宴会的人感到简陋了吗？非但没有，还照样处于兴奋激越和陶醉之中。按理说奢华之风是极有浸透力感染力的，从东往西一吹，几十年过去，咸阳人也就会扔了瓦罐的。可是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切也就尤其理性整严，农业立国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海风是难以吹进去的。
秦国在节制享乐的同时，精力财力也就更多地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改进农业和加强国防两个方面，用了极大的力量。商鞅是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封建理性主义者，考虑问题始终围绕了怎样强大秦国这个中心，从不分散注意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兴亡的周期的局部，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实用主义更有力量？实用主义的切近性通俗性，都决定了它是最强有力的。特别是它的通俗性，可以使上到君王下到民众的迅速接纳和理解，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尽快从中得到实惠。对比更辩证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筹划，实用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成本就要小得多了。
实用主义的反面是高瞻远瞩和华而不实，是近利远收和全局筹措，是瞻前顾后和情理双赢。比如同期的齐国正是威宣盛世，奢糜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富得流油并且因此傲视天下，不要说王公贵族，就连跻身临淄城的普通市民都极不谦虚，沾沾自喜，仿佛成了天下最阔绰最时髦的臣民了，其他地方都土得掉渣。这种情形，那个叫苏秦的燕国使者观察后有过一段美文，它将其好好描述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说临淄市民：家家都有多年积蓄，财富充实；人人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即所谓的“家敦而富，志高气扬”。有了这样的城市与这样的市民，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由不得个别智者的筹划了，它会固执地沿着自身的轨道往前滑行，最终到达一个可怕的地方。
齐国养士成风，建立有稷下学宫，那里集中了天下各种流派的大学者，又怎么会缺乏满腹韬略和眼光高远的人物？问题是这时候的齐国有了钱也有了势，已经极不冷静了，逆耳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矗立起来，国中还有一些富可敌国的王公贵族，这些人挟潮流之勇，是很能藐视礼法和成规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孔子不能久留，后来连孟子也要离去，再后来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消失了。虽然稷下学宫还在，但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变质了，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花边、一种用来观赏的点缀品罢了。这时的稷下学宫与刚刚建立的时候，规模上看也许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