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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王光美深情回忆录:我与少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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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或写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少奇同志在一个大队调查时,总支书记的汇报背得头头是道,田土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样样都说到了,总之是“形势大好”。至于民情、灾情、退赔……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这位总支书记曾是劳动好手,很能干,报上只讲好,不讲缺点,她被吹得飘飘然,加上“左”倾思潮的影响,自以为“路线觉悟”高,正确的话反而听不进去,干部、群众有意见也不敢提。当少奇同志找受过打击的干部谈话的时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处门前闹,说:有人妨碍生产。继而又到公路上叫骂。少奇同志仍约她谈话,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摆事实,讲道理,劝她“不要图那个虚名”。最后,她终于心服口服,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出了她虚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所以,少奇同志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看来要了解真实情况,有时得经过曲折的斗争,这需要有充足的勇气!
  

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2)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听。想让人说真话,首先要听得进真话,听得着不同意见。少奇同志多次提醒干部们:不要怕人讲闲话。有人当面不敢讲,背后讲几句闲话,你们又去追问为什么当面不讲,背后乱讲,这样就闭塞了自己耳目。不敢直接同你们讲,同你们的亲戚讲一讲,不是也可以听到人家的意见吗?他讲得对,好嘛,接受。即使讲错了,也伤不着什么。如果背后也不敢讲,你们就什么意见也听不到了。那两年有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者反被提拔重用(周恩来同志在讨论书面报告时说过:当时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有些假话还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上面说亩产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说亩产700斤为右倾。似乎这就是“紧跟”。否则,“右倾”的帽子扣下来,谁受得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言者无罪”,无论怎样提倡“顶风”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少奇同志说:“少数人顶,确实顶不住,大家顶才能顶住!要顶住瞎指挥等等歪风,最重要的一条是实行民主。”如果不讲民主,仅仅提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犯颜直谏,除了历史上多几个烈士,是不会有其他作用的。
  实事求是,还要敢于承认事实,不能先入为主,带着框框去搜罗某些事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有时收集了一堆材料,费时不少,还是不能判断什么是真实的,该办的不该办的,或该办但尚无经验因而有缺点需要改进的。这是由于思想上有了框框,无法正确分析问题,致使不能及时改正缺点和纠正错误。例如:“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用这些框框来硬套,出了多大的问题也只是“一个指头”,而且这一个坏指头一晃也成了好的,如此指导工作,怎能不出乱子。所以少奇同志主张,各地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自己总结工作成绩与缺点,是二八开就是二八开,是三七开就是三七开,倒三七的地方也有,这没什么可怕,可怕的倒是自我开脱责任,明明错了还要坚持。
  少奇同志认为,切不可把好事办成坏事,决定重大政策尤其要慎重,要有充分根据。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做那些确实做不到的事情。既然不懂得,就要虚心一点儿,胆子不要那么大。不懂,又要装好汉,情况不明决心大,是要闯祸的。万一事情办坏了,就要认识错误,承担责任,总结经验,彻底改正。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坏事只能恶性发展,不可能自然地向好的方面转化。如,农村办食堂,最初是农忙时办,很受群众欢迎,继而常年办,多数群众就不那么高兴了,一下子又要求全面铺开,还要以食堂为中心成立洗衣、缝补、服务组等。有的地区还要求以农村食堂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全面组织人民生活,给食堂以无法承担的任务。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食堂又被称为“社会主义阵地”,变成了死框框,办不办食堂居然成为路线斗争的焦点。风越刮越大,危害也越来越大。其实,大锅大灶和小锅小灶怎么能决定社会性质呢?少奇从调查中发现,农村公共食堂搞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既不利于生产,又不利于生活;加上干部多吃多占,更易激化同群众的矛盾,实在不应该再办。少奇这样说:要不要办农村公共食堂,双方都是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有哪些缺点、哪些优点,这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根本不该“大办”。在干部和群众经过认真讨论、解除思想顾虑之后,少奇毅然决定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并提出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同时解决了房屋、山林、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等问题,因而农村生产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还有一些人惯用“错误难免”来回避矛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确实是不熟悉的。例如经济计划,按比例发展,还有技术问题,都不熟悉。工业、农业搞多少,钢铁搞多少,也不是很快就懂得。工作中出现失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少奇同志说,经过多年摸索,才弄懂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发展工业就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剩余粮食。有多少商品粮,相应搞多少工业和文教事业。摸到“以农业为基础”这个规律,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如果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许多损失又是可以避免的,错误也可及时纠正。用没有经验来解释犯错误的原因,实际就是推脱责任,缺乏实事求是之心。少奇同志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倒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了一点儿经验,反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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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3)
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原因,群众普遍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宁乡县炭子冲大队为例,15个生产队(屋场),190户,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欠债的将近五分之一。有45户的房子拆掉了,有10多户的房子公共占用了。由于办公共食堂,鸡和猪几乎绝种,山林也砍光了。各县、社以至生产大队还搞什么“十大建筑”,废弃良田开鱼塘、修公路……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任务和政策发生了矛盾,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就顾不了政策。群众对基层干部特别有气,埋怨坏事尽是他们干的。基层干部也是一肚子火,有的收入少,回家挨老婆的骂,还提心吊胆地怕上边打棍子。因而,少奇同志说,当任务与政策发生矛盾时,绝不能强迫命令,办客观条件所做不到的事。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绝不能脱离群众,如置群众的饥饱与生死于不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主张扎扎实实算一回损失账,算得大家疼一下,实际上也是给基层干部撑腰壮胆。然后写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东西多少,刻一块碑立在这里,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在同炭子冲农民谈话的时候,他还坦率地做了自我批评: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恐怕旱有点儿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我看不能完全怪基层干部,上边也要负主要责任。县、省、中央都有一部分责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群众大会上,从国家主席、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基层干部,都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报社记者也检查了报道失实的错误。那天,我们党的各级干部真心诚意、深刻沉痛地向农民群众当面道歉,这也许是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吧?
  少奇同志一贯认为正确的工作方法是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形式主义的大轰大嗡是违背群众的利益的,绝不是群众路线。所以,不能因为不搞大轰大嗡,群众路线也就不要了。少奇同志非常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去探求他们的真意。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通过大大小小的调查会,个别谈话,群众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主动找他谈心,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这类家长里短,都想一吐为快。少奇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表意见就能有的放矢。他对许多觉悟水平高的同志,批评起来是不留情的,既不拐弯抹角,也不旁敲侧击。但是,当他用道理说服一般人的时候,他的耐心也是少有的。我经常见到他同基层干部谈话,完全是恳请的口气:“讲点儿民主好不好?”“叫人把话说完好不好?”“这样办行不行?”要求干部敢于鼓励、支持群众讲真话,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当时,干部和群众关系非常紧张,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基层党组织什么事情都管、都干涉,连死亡人口数字统计出来了,它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还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问题管了;并且认为“左”比右好,做事宁“左”勿右,不留余地。少奇同志觉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混我为敌,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但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刚到炭子冲的时候,省里担心那里社会治安不好,初时不敢让他同群众接触,怕群众包围他要粮食。普遍反映:这里偷摸成风,看禾场的偷稻谷、偷红薯,彼此心照不宣,你拿我也拿,只瞒着工作队;山上树,园中竹,你砍我也砍,只见砍不见栽;还有会道门活动,稀奇古怪的谣言。一句话,敌情严重。少奇同志却认为是庸人自扰。社员随便拿东西,不要说是偷,一说偷,就把人归到坏人一边了。小拿小摸成风,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儿饿,主要是想拿点儿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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