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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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亚洲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一个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这让日本人大为自豪，而在这一时期，日本确实也成为亚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战场上论成败，取决于国家的强弱，而非国土面积的大小。日本人希望重塑自己在世界面前的形象，日本的不少学者也纷纷投入到重塑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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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5）
三宅雪岭等国粹派人士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光辉一面的挖掘，希望日本人不要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大妄自菲薄，而是注意到自己文化中的财富，为自己自豪。德富苏峰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这些日本传统文化束缚住日本前进的步伐，日本若要成为“膨胀的国民”、“伟大的国民”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将传统文化抛弃，全盘西化。既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汲取西方的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
一个人若想得到他人的承认，首先就要承认自己，一个人若想自信地矗立在他人面前，首先要拥有自信。国家也是如此，一个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国家，是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的。国粹派担心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否定会挫伤日本人的自尊，让日本人愈发自卑，而国粹是日本人重要的力量来源，要重塑日本的国民精神，首先就要弘扬国粹，用日本的传统文化滋养日本人。
国粹派人士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向日本人展现了一个美丽异常的日本，让很多正为西方文化惊叹的日本人蓦然发现自己曾一度忽视的本民族之美。但也正如德富苏峰的支持者们所说，美丽的风景对残酷的国际形势无能为力，日本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能靠美丽的风景而生。
相比国力的强大，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赢得西方国家的尊重似乎更加艰难，白人的态度依然傲慢，西方国家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也依然生效，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古代的武士们可以为了一句辱骂的话拔刀相向，捍卫自己的尊严，可近代的日本人却要忍受西方列强的轻慢。郁积于胸自然要发之于外，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日本如此高傲，是因为它们将日本和亚洲其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等而视之，若日本再不做出什么举动扭转西方国家的这种错误看法，那么亚洲他国的遭遇总有一天也会降临到日本身上。
日本没有办法用武力纠正西方国家的“错误”，转而将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原因归咎到中国和朝鲜身上，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对日本做出不义之举，日本还是称二者为自己的“恶邻”，福泽谕吉甚至明确表示，政府应该立即和这些“恶邻”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德富苏峰对此大为赞同，并认为对这些“恶邻”动武，则刚好可以体现“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德富苏峰曾说：“如果我国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西方国家）的误解便可迎刃而解，我国的真实形象、人民的特征就都能像迷雾散尽后的晴空、清朗的山色那般清晰分明。”德富苏峰把重整日本国际形象，让日本彻底挣脱被侵略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甲午战争上。
甲午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告终，这让德富苏峰兴高采烈，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让日本扬眉吐气，“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等词接连出现在他的文中，而这些都不能表现他的喜悦心情，日本很好地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实力。德富苏峰内心深处的日本无限放大，急剧“膨胀”，而在德富苏峰眼中，此时这个战胜了的日本完全无愧于这种“膨胀”了的形象。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达到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否则就不会在战争胜利后屈从于俄国，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是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甲午战争的德富苏峰没有料到的。但德富苏峰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番言论却反映出其作为思想家的眼光的长远，在辽东半岛的经历让他感触颇多，他认为“商权”是比武力更能推进日本“膨胀”的手段，19世纪后半叶的战争本来就是商业活动的一种，正如人们总用战争形容商业一样。他希望辽东半岛能成为日本商权的延伸地。日本发起的甲午战争向西方列强发动的种种战争一样，都以商业为目标，中国地广人多，物产丰富，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的宝地。日本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不长，但一直为领土狭小苦恼的日本人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意识到，中国对其商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和今天不同，在充满了硝烟和战火的19世纪，开拓海外市场几乎和侵略战争是同义词。既然弱小的国家无力抵抗，强大的国家便也无所谓公义道德，可以堂而皇之地挥舞着长枪短炮，损人利己。德富苏峰用“文明”的外衣，包裹起侵略的实质，让甲午战争看起来格外“神圣”，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将中国划入“野蛮社会”的范畴，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就是让中国得沐“文明的恩光”。在他看来此刻的日本和传奇一般的古罗马帝国没什么不同，古罗马帝国影响了地中海诸国，日本也将履行在东亚和南太平洋播撒“文明”之光的义务。因为日本人是这一地区唯一一个具有政治组织能力的国民，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国家观念的国民。大日本的民族精神需要进一步“膨胀”。
甲午战争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无论是德富苏峰、高山樗牛，还是福泽谕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都自觉地接受并吸纳了西方列强的侵略策略——列强间为伙伴，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权益。日本人在惊惶间被武力轰开了国门，举目望国际形势，却只见侵略与被侵略，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摆在日本人面前的似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侵略他国，要么被他国侵略，而“脱亚入欧”似乎也成了必须之道。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更加坚定了侵略以强国的路线，在此后连绵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日本的大国心态不断“膨胀”，为无数人带来巨大灾难，最终像一个吹过了头的气球那样，轰然破灭。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的种种理论很多都能在19世纪后期的日本思想家这里找到渊源，这些思想家们预见到，并也一度看到成功的“膨胀”，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料到“膨胀”破灭的结局。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1）
在游历欧美的过程中，德富苏峰充分了解了西方社会的实力和权力现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西方国家凭“实力”说话的现实。“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模式给德富苏峰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增强了他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在回国后不久，德富苏峰在权力的引诱下放弃了“道理”，走向了依附“权力”之路。
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格变化的错综繁复使文化转型也变得步履维艰。
日本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容小视的影响力。从人格角度出发，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德富苏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转换极其复杂，而且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德富苏峰人格的转换也刚好映射出近代日本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明治初年德富苏峰深受欧美自由思想的影响，一直主张自由民族、平民主义。到了明治中后期，他的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向了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舆论记者变为一个政客，和日本内阁关系亲密，松方正义内阁、大隈重信内阁和桂太郎内阁都曾经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富苏峰政治主张和身份的变化归根结底源于其人格的断裂。进入大正时期，敏感的德富苏峰感觉到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但是由于其社会观和道德观的局限，他把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理解为大正时期国民的精神危机，并试图以“皇室中心主义”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求达到“举国一致”，希望日本成为统领世界的国家。大正时期以后，德富苏峰身上便再不见独立文人的影子，他唯皇室和军部之命是从，为他们说，为他们写，为他们歌功颂德，教化百姓。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形成也有他的“贡献”。因此，后人曾这样形容他反复曲折的一生：断裂——试图整合——整合失败——彻底断裂。
明治二十年代初期，德富苏峰受欧美先进文化影响，积极主张“欧化”和“平民主义”，并得到了思想界和言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主张开始向国家主义、权利主义和帝国主义转变。他认为甲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世界上的愚昧，把文明传到野蛮的社会中去，之所以采取战争这种形式也是日本对外开放的需要。1894年德富苏峰发表的《大日本膨胀论》中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日本对清朝所采取的态度，以及采取“征清”行动的原因。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征清”是为了大日本的膨胀，为了扩张就必须征清。这一观点让我们也看到德富苏峰是支持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的，也表明了其思想已经转向了帝国主义。
1893年，日本主张对外强硬外交论的反政府联合派爆发了“严厉取缔条约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德富苏峰高举争取“自主外交”的大旗积极响应。对“国民精神”与“平民主义”，德富苏峰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国民意识的支配下，除了国民，任何其他势力都不复存在。国民精神，与国民共同经营、管理国家的国###动都是平民主义的表现。通过《平民主义与国民精神》一书，他完成了“平民”与“国民”概念的偷换和融合，也实现了从“平民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过渡。主张“平民主义”、远离权势的德富苏峰在1897年就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开始向政治靠拢，因此被人称为“变节汉”。
德富苏峰思想的转变导致了他人格的断裂。自担任参事官起，德富苏峰便与政界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从独立的舆论记者发展成为“御用记者”，1890年由他创办的《国民新闻》也成为“御用新闻”。为自己的变节，德富苏峰进行了辩护，在《时务一家言》中，称自己仍是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些辩护改变不了其人格断裂、依附政府的事实。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年时期德富苏峰和甲午战争后的德富苏峰如此大的反差，德富苏峰的人格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断裂，人格的断裂与其思想的变化又存在怎样的联系，对研究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帮助。
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否独立，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其与政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如果独立于政界、权力或参与政治组织并没有融入政权中去，就是独立；如果向政界、权力靠拢，或已经融入了政权，就是依附。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与依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时代的变化，是知识分子人格转变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变化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这就很可能导致知识分子人格的转换。有的知识分子在人格转换的过程中会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