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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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来自遥远的过去，迄今为止已有千年的历史，它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里，并为他们代代相传。它对日本人而言就像氧气对生物那般重要，它是一条看不见的脉络贯穿着日本历史，渗透至日本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灵魂，武士道就是日本人灵魂的核心。西方人心里有一个上帝，日本人心中则有一个武士。尽管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建立起现代的政治体制，天皇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式”象征，但文化的生命力往往比政治制度更为强韧，孕育并滋养了武士道的封建制度早已无踪无形，而武士道精神却并没有消散。
日本，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擅长取他国之所长而补己之短的国家。公元7世纪，当日本尚经历着由奴隶制过渡至封建制的大变革之时，与其隔海相望的中国正坐享大唐时代的盛世繁荣，中国封建制度的高度发达给了善于学习的日本人以很大启发，他们不畏喜怒无常的大海，开始一次次地奔赴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中国文化。
虽然人们把日本的奈良称作缩小版的长安，日本的文字看起来也和中国的汉字极其类似，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从来不是“照单全收，生搬硬套”，他们像一个出色的裁缝那样深谙“量体裁衣”之道，有针对性地汲取中国文化中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并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其和日本国情两相契合。
712年完成的《古事记》和720年编成的《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后者还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二者都成书于日本封建制度成形之际。但在今天的人看来，论述日本起源的《古事记》更像是一部神话故事，《古事记》中的天照大神，被认作日本神道教的最高神，她是开日本天地的大神伊奘诺尊的女儿，也是日本天皇的始祖。《日本书纪》中则用史家的口吻，认真地告诉人们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的渊源。
既然天皇是神的后裔，凡夫俗子们自然要像崇敬神灵样地崇敬天皇，向天皇效忠也就成了每个古代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义务。在日本的古典文学中，反映这种“效忠”思想的作品俯拾皆是。
与之相对，在早早就确立起封建制度的中国，皇帝们虽然也不厌其烦地向百姓们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并自称为“真龙天子”，但实际上大家却并没有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宫廷内外都不乏觊觎皇位的野心家，“江山轮流坐，明日到我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人们并没有因“真龙天子”的口号而对皇位望而却步。
而在古代日本，“天皇是人神”却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没有人怀疑天皇的神性，因此在日本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改朝换代之事，即便皇室势力多么衰微，大臣们多么渴望权力。
天皇支持谁，神就站在谁的一边，而谁有神的支持，谁就理所当然是“众望所归”。因此，很多时候争取到天皇就意味着争取到统揽天下的权利，于是族长、大臣、领主、将军都倾己之力拉拢天皇。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天皇在政治上没有实权，从大化革新拉开日本封建时代序幕，到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的政治权力不是把持在关白手中，就是掌握在将军手里，但这些丝毫无损于天皇在人们心中的神圣性。对天皇的虔诚敬仰之情，往往能够在国家危难之际，将一盘散沙样的人们凝结成强大的力量，让人们为了国家的利益抛却生死。
二战后，日本人仍旧对天皇忠贞不贰，很多人将战争的过错归咎于官员们没有很好地执行天皇的旨意。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他有着浓厚武士道色彩的小说《奔马》中，将天皇形容成太阳（天皇始祖天照大神又是日本神话中的太阳神），认为让国家蒙受灾难不是天皇的过错，而是那些不良官员，他们是国家的“乌云”，他们遮住了“太阳”的光芒。考虑到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天皇情结，二战结束后，盟军左思右想终是放弃了废除天皇制的想法。1946年11月，《日本国宪法》生效，裕仁天皇也明言自己是人，不是神。但依据《日本国宪法》，天皇是国家的象征，也是国民的统一象征。
另一方面，神和世俗是相对的概念，要保持神性就不得不牺牲“人性”。在日本，皇室之人被称作“居于云上者”，而既然生活在云端，世俗之事当然不好过问，于是天皇便自动放弃了行政大权，一心一意扮演人间之神，尽可能不问人间世事，和“人”保持距离。
人的世界终究要由人来掌管，日本人讲究各安其分，人有人道，神有神道，放权力于人，是身为“神”的天皇的生存之道，虽然天皇从不用像中国皇帝那般日日夜夜担心自家基业为外姓取代，但也有被罢黜废弃的危险，天皇若想平安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听命于国家的实权派。
粗粗一看，日本的历史远不如中国那般跌宕起伏，它没有三番五次的朝代更替，但皇室的“万世一系”不代表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幕府、将军从没停止过对权力的争夺，他们都悉心培养着自己的亲信。在残酷惨烈的斗争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日本的历史有数不清的战乱，而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对他人仁爱就是对自己残忍，为敌人叹息心软往往会招致自我的死亡。充满着悲天悯人情怀的佛教，到了日本之后竟也沾染了几分暴虐的气息。“见佛杀佛，见鬼杀鬼”，日本人受禅宗影响至深，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要扫平前行路上的一切障碍，心无旁骛。
一个弱小的民族若要强大起来，这种舍生忘死的执着精神必不可少。日本人常说“像死人一样地活着”，实际上也是在强调一心一意地为目标奋进，而这个目标是否正义，则不在考虑范围内，至于这个目标在实行过程中遭遇的道德良知的羁绊，更应被果断地抛却一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军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会表现得如此残忍。
一个弱小的民族若要强大起来，单靠全身心奔赴目标的精神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被严格地组织起来，对天皇的崇敬让日本人在信仰上团结一致。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日益强大起来，却无法改变整个亚洲此时已沦为西方列强竞相追逐的猎物的事实。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市场，正苦恼于自家狭小面积的日本，将视线转向日渐衰落的邻国，侵略的野心，“我不杀人，人便杀我”的忧虑交织在一起，很快，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思想确立起来，日本举国皆兵，空前团结。军人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趋于一体，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力量之源，从前适用于武士们的武士道思想一下子成为全民适用的思想。武士不畏死，在二战战场上，除了暴虐外，日本人给人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就是不怕死，日本的军队对医疗设施漠不关心，对伤员大多不管不问。
每个日本人心中都有一个武士，而在盛行于江户武士间，集中论述日本武士道思想，也是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叶隐》中曾这样说道：“所谓武士道，即决意一死，当汝处歧路之时，应速择死路。……好生恶死，虽生犹为懦夫，未达目的而死，虽为徒死，绝不为耻。”
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打了败仗的人是要切腹的。进谏不成要切腹，未完成君主交托的使命也要切腹……即便在现代，切腹而死对日本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通常的求死之人不同，武士们期望用死亡展现自己的勇气，在他们眼里，切腹因极度的痛苦而崇高，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
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起一系列完备的民主制度，防止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军国主义思想在失去了生长土壤后依旧穿梭在人们心间，像武士那样生，像武士那样死，依旧为日本人称颂。和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等人并称为20世纪四大代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就在正值壮年之际，用切腹的方式自杀身亡。在这个一生都为日本古典美所倾倒的文学家眼里，切腹是最能表现男子之美的死亡方式。
三岛由纪夫切腹，曾经被当时的日本舆论视为笑谈。事过境迁这么多年，忽然地，三岛由纪夫的形象被日本人重塑了起来，并被抬至到了一个偶像的地位，他的切腹故事又重新成为日本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显然，让日本人轻易忘却那已经植根的武士道，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曾经，军国主义把日本人变成了战争的机器，日本国民也被打上了军事强人的烙印。这种暧昧的关系，很难彻底划清界限。日本武士道在根性与时代性间到底何去何从，岂是一言半语所能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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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1）
强者和强者总是难以相容，苏我氏和物部氏终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双方各有自己拥护的，流着自己血脉的皇位继承人，为了长久的利益，握有国家财政大权的苏我氏和掌管国家兵权的物部氏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纷争。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被四方国家恭称为“天朝尚国”，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有目共睹，它的光芒曾一度掩盖住周边国家的光彩。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文化就好比日本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养分，日本只有大口地吮吸中国文化才能强壮自己。
明治维新之后，制度的优越让日本的实力迅速膨胀。至于日本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选择和西方列强一起欺凌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亚洲各国，原因复杂，头绪纷繁，绝不止“西方文化刺激”、“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等几句简单的话所能涵盖。
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大，不代表日本文化产生自中国文化。公元600年，第一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制度典章。而在此时，在日本民众间有相当号召力的除了天皇以外，还有“连”和“臣”这两大氏族。连氏家族本是国家宗教事务的掌管者，一直兢兢业业地为皇室服务；臣氏家族则自有大片土地，只是鉴于形势变化，接受了皇室统治。
大化革新前的日本，带有颇为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从《古事记》的故事中便可见一斑。神话总会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譬如中国神话中的天庭和玉皇大帝就和现实中的朝廷和皇帝两相呼应；希腊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神话中的神后赫拉也开始嫉妒丈夫宙斯的情人。在《古事记》中，天照大神的父母尚是兄妹，这说明在当时，近亲结婚还不像今天这样让人难以接受，人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伦理观念。那时的日本男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拥有众多妻子，妻子们虽不能像丈夫那样公开拥有数位伴侣，却可以秘密地接待情人而不会有半点道德上的不安。
在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孩子自然只能由各自的母亲抚养，血浓于水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兄弟姐妹的关系和普通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既可以自由自在地结合，也可以没有半点顾忌地相互残杀。
日本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着，随意挥洒着自己的性情，从没有想过用道德秩序约束自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