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现场解说-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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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谏逐客
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请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书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臣闻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所谓藉寇兵赍盗粮者也。”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秦始皇帝十年（公元前237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16～218页
秦王要驱逐滞留在秦国的游士宾客，被李斯一封《谏逐客书》制止了。李斯与下面将要出场的韩非同是战国末期大学者荀况的学生。荀况被称为荀子，在学术上的地位，与孟子不相上下，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理解阐发了孔子的思想。李斯的学问很好，他以平民学者身份参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之一。黄仁宇把秦汉列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后来的第二第三可能会有争议，但秦为第一帝国应无异议。
李斯的文采也很好，《谏逐客书》写得不仅条理清晰，而且用辞藻丽，恰当地运用了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法，如“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还有“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均为后世名言。李斯还创作了许多“铭刻”，把秦始皇的功绩刻在了诸多名山之上，风范气度与大帝国相俦。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了秦国历史上四位或四批引进的重要人才，他们分别是穆公时的百里奚（还有蹇叔、丕豹、公孙支等），帮助秦国并国二十，为秦在西方称霸，奠定了基础；孝公时的商鞅，改革政治，奖励军功；惠王时的张仪，取得外交成果；保跏钡姆饿拢辛四谡母铮扒抗遥潘矫拧保媒裉斓幕袄此担褪墙辛斯灸诓恐卫斫峁沟墓菇ㄓ胪晟啤�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胜利的国家也是个个相似，灭亡的国家则各有各的死法，比着看谁死得难看。秦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内部治理都强于六国，李斯没有提到吕不韦，老吕虽然尴尬，但在秦国的文化建设上也和上面的几位一样，有奠基之功。
当然，还有一篇作品不能不提，就是他写给秦二世胡亥的《上督责书》，这是他揣摩上意的媚主之作。他顺从二世的主意，鼓励采取高压政策。李斯的弱点是贪恋权贵，司马迁为他作传时，从他感叹仓鼠的好环境开始，到他被诛杀时哭着对儿子说“以后再也不能牵着黄狗打猎了”为止，以鼠、狗为喻形象地刻画了他的卑微人格。具有与大帝国俦匹的旷世奇才，在人格上又是一个完全的犬儒，这就是李斯。
李斯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劝诫帝王广纳贤才的。但总体而言，他们劝诫的效果并不好，帝王用人或迫于形势，或基于个人喜好，广纳贤才，不过话一句耳。秦始皇用了李斯之计，先派人拿着支票现金离间列国君臣关系，对列国人才或取或杀，然后再用兵，战略战术都得当。反过来，我们也看出，列国已是昏暗不堪。昏暗比黑暗还要命，黑暗时代的独裁者虽然暴戾，但还清醒；昏暗时代的君主却一塌糊涂，如肥猪般昏睡，只待宰割！
死在必然
文信侯（吕不韦）就国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之。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诛。
文信侯饮酖死，窃葬。其舍人临者，皆逐迁之。且曰：“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秦始皇帝十一年至十二年（公元前236—前235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18～219页
秦始皇谓吕不韦无功于秦，实在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吕不韦即使对国家没有功劳，对始皇父子也是功莫大焉，要是没有吕不韦，秦始皇的老爹在赵国时肯定就被宰了。秦国多次入侵赵国，长平坑卒四十万，异人在赵国做质子却没有被杀掉，真是命大。
不过秦始皇对吕不韦和嫪毐这两位没有好感，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对母亲的私情，儿子很难处理。有一个修桥杀僧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位母亲和河对岸的和尚有私情，她的儿子几次动了杀掉那个和尚的念头，但一想母亲与其已有感情，杀掉和尚，母亲的生命可能就会因之枯萎。到了冬天，那位和尚涉水过来私会，母亲把和尚冰冷的双脚放在怀里，由此受寒得了胃病。儿子为了母亲，只好在河上修了一座桥。母亲死了，儿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河杀掉和尚，以雪父亲和他自己的耻辱。秦始皇杀嫪毐，逼吕不韦自杀，是出于羞愤，一定要这么做，何况嫪毐已经发动了武装叛乱，使秦始皇杀他的理由更加充分。
中国也只有小说里的韦小宝能对自己母亲韦春花女士从事妓女职业表示宽容，其他人都做不到。
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1）
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秦始皇帝十四年（公元前233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0～222页
韩非到秦国，一说是受韩王的委托，一说是因韩王不能听其言，所以才跑到秦国寻求发展。《韩非子》里有一篇《上秦王书》，被扬雄指责为卖国，司马光先生也参加了对韩非的大批判。
后人考证，那篇卖国色彩很浓的作品并非韩非写的，诸子百家的著作里掺沙子掉包的情况屡见不鲜，我宁愿相信韩非到秦国，只是寻求个人的发展，找一个能接受自己学说的君主，使之发扬光大而已。他的行为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并无区别。扬雄、司马光对此采取了双重标准，说明后世儒家缺乏宽容。
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客卿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术思想，人才流动“国际化”，如果我们在他们那个时代谈爱国主义，可能是件很无厘头的事情。
对于韩非的死，史书上煌煌然记载着：韩非很有才，李斯很嫉妒，于是李斯同学到秦王那里打了小报告，说现在秦并六国，韩非是韩国的高干子弟，内心肯定是忠于韩国的，搞不好就是韩国的间谍。秦王一听有道理啊，马上就把韩非关到了牢里，李斯同学不等审问结果，就派人拿着毒药，逼韩同学自杀了。高啊！韩非同学写文章是一流的，但生来结巴，连“冤枉”都喊不好，于是冤死在牢里。秦王本来是韩非的粉丝，虽然当时听了李斯的意见办了韩非，但回过头一想，李斯前些日子还写了什么《谏逐客书》，今天怎么就要以间谍罪治自己的同学呢？于是马上派人释放韩非，可惜已经晚了。
这是一个同学害同学的典型案例，但在学问高深的大儒那里，此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扬雄在自己的《法言》里，设置了一场法庭辩论，来表明立场。
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最后死在‘说难’，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凶险，在认识上那么高超，在行动上却如此愚蠢呢？”
答：“作为君子，应按照礼义行动，按照礼义停止，合乎礼义就前进，不合礼义就停止，那游说别人就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了。韩非因为明知自己的那套不合礼义，所以才写文章感慨‘说难’。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那就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对方用不用、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你就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和担忧。”
司马光则干脆批判道，因为韩非背叛祖国去帮助侵略祖国的敌人，所以他的死是不值得怜悯的。
在《史记》里，司马迁把韩非和老子放在一篇列传里，并且引用韩非的《说难》全文。司马迁因“说难”而致腐刑，所以，他理解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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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2）
《说难》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把“说”与“被说”者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很清晰。游说和被游说其实是一场心理战，有共同价值观当然好游说，但我们的经验是：经常需要与虎谋皮，被游说者处在极其强势的地位，而游说者的生杀予夺皆由人主，向这样的主子讲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你不留点心眼儿，绕着弯说，那还不马上让你闭嘴。
人主都有逆鳞，撄人主逆鳞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韩非的伟大发现。但是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文谏死”，专门找皇帝不自在的地方下药。
韩非死在秦国，并非因撄秦王之逆鳞，而是死于李斯同学的嫉妒和秦王的一时昏头而已。
小人的生存之道
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秦始皇帝十八年（公元前22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3页
王翦击赵军，大破之，杀赵葱，颜聚亡，遂克邯郸，虏赵王迁。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页
郭开一类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这类人的生存方式是依赖，是依附，和寄生虫一样，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生理上的满足度要足够。当然，他们也有个人的尊严，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