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场归来(第三版)-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烧柴油的加长奔驰240D轿车，驶出耶路撒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总参谋长拉宾指挥的以色列空军一天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所有敌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号称以色列长臂的以空军控制了中东的制空权。其后，以陆军向西打过苏伊士运河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向北占领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领土，向东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称西岸为Judea。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纳布卢斯、伯利恒和希伯伦。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拉姆拉。”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姆拉，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长着一对斗鸡眼。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眯起有些斜视的双眼，凝视着我身后无穷远的天际：“你会看到真正的战斗。”让我猛然想起儿时看到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人兴奋。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蒙上阿拉伯花格头巾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像加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三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枪，像豪猪身上的长刺。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急行，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待着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笛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车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摁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车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车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 想看书来
18。 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2）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二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一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十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待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车。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艾奥瓦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迷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 坦克，进攻！（1）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龙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11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接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们儿。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 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上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听可口可乐。这顿仅有七八块草莓大小的
